访谈奎因：对逻辑、科学和哲学的观察（二）

哈佛哲学评论：那么，就哲学和科学的作用而言，我们是否正在接近一种新的乐观主义呢?人们是否感到可能会有一个正确的结局呢?

奎因：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个正确的结局，就连是否有结局我都没有把握，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进步当然会有，这一点是清楚的。在这种联合中，使我振奋的就是这种进步，不一定非得有一个结局。

哈佛哲学评论：你认为，最近20年来，最令人振奋的学术思想发展是什么?

奎因：就与哲学接近和紧密相关的学科而言，我想到的是胡贝尔和威塞尔(Hubel and Wiesel)在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们给出的关于视觉神经学的全新图景。它似乎不是视野在神经系统的某处被同形成像的间题，而是各种主导特征分别出现的问题，甚至在成像之前没有清晰地合成。所有这一切耗时仅百分之几秒。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回忆1974年，我想到的是埃德温·兰德(Edwin H.Land)，他推动了视觉心理学的进步。他也是一次成像照相机的发明者，还发明了他自己的色觉论(theory of colorvision)。目前还无法猜测他们的下一步计划。

埃德温·兰德(Edwin H.Land)，美国科学家和发明家，宝丽来公司创始人。他发明了廉价的偏振光滤光片、实用的机内即时摄影系统以及色彩视觉的视网膜理论等。

哈佛哲学评论：你似乎对认知科学领域中所做的工作特别尊重。你对以认知科学为特征的态度有什么感受?例如，机器是否能复制人类智能?

奎因：首先，我觉得用图灵机做人工智能的测试没有希望，因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一切都是经过许多年形成的，要追溯到幼年时代，甚至要追溯我们曾处在世界上某个角落的遥远历史。智能似乎是一个程度问题，使我感到困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什么构成了“思维”，我没有一个理想的标准。当然，我们仅从结果看的话，计算机已经开始做了令人瞩目的思维工作。

但我还是怀疑机器是否能通过图灵测试。这才是一个区别思维与计算的强制性标准。我对建立严格标准不抱希望。

04 哲学的风格与方法

哈佛哲学评论：你的工作有这样一个特点：明确地关注着表达的风格。在哲学写作中，你在风格上有什么追求?

奎因：我肯定还没有为了拥有某种推理原则而充分地考虑风格。但有件情是我尽量避免的，这就是相互矛盾的语源学的意喻。

有些屡犯的错误使我感到很滑稽，其中有一个我第一次是在报纸上看到的，现在还屡屡见诸于印刷品，这就是“煽动紧张状态”(stirring up tensions，或直译为搅动起绷紧状态—译者)，还有一个是“那时正处在大萧条的高潮(it was at the height of depression，译注：depression原意是压抑、低落，因此这句话有“低落的高潮”之嫌)。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喜欢，就是在制造新词时出现的语言异质性。我喜欢新词由同质性要素组成。例如，有一个数学家说过“hypernatural numbers”，不对！应该是“supernatural numbers” ，hyper是希腊词，而natural是拉丁词。这种现象很多。我希望科学家如果需要新的词汇，应该咨询那些做文字工作的、既懂拉丁文又懂希腊文的同事，他们有助于纠正错误。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我力求简洁和明确。我修改文字的方式常常是对文字进行润色和缩短。

哈佛哲学坪论：你是在哪里获得你的修辞原则和技能的？

奎因：当我回首看我的第一部著作《一个逻辑系统》(A System of Logistic)以及那些年代的文章时，我觉得它们的风格更显得有些浮夸，我简直不能肯定那就是我的著作。我的风格从那时起有很大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讨厌异质性是出于什么原因。

哈佛哲学评论：美国分析哲学的最大优点是，它往往追求透彻、清晰和简洁的风格，人们已经在你和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著作中具体地看到了，这反映出了与海德格尔等人的德国哲学散文完全不同的精神。你是否认为，是传统和价值决定了某种具体的风格?

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美国哲学家，著名分析哲学家、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美学家，现代唯名论、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奎因：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我相信也许是这样。我和古德曼的文字肯定有某种亲密的关系。但当我想到卡尔纳普的德文有多么清晰和简洁时......

哈佛哲学评论：也许这不是民族的问题，而是分析传统和大陆传统的差别。

奎因：对，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相同的趣味使数学和逻辑学具有优雅的风格，这与渴望清晰和简洁有关系。但我的那种隐含着的对语源学隐喻的兴趣则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它来自我对自然语言的兴趣，这个兴趣从前就有；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在高中时，对语源学就感兴趣了。我记得我在图书馆借阅过关于语词起源的书。我现在仍然有这种要求；我想知道语词的起源，而且必须把它查出来。

哈佛哲学评论：在当代哲学家中，你最有兴趣对哪些人保持着关注？你认为谁的道路是正确的？

奎因：我觉得这些人一定要包括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我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与他意见一致，但我们的追求基本相同，走的路也相同。我们的讨论也是非常有益的。

哈佛哲学评论：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对戴维森哲学的解读是有争议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把戴维森当作他自己类型的那种反讽者、那种相对主义的反表象论的榜样，你对罗蒂的这种态度有什么想法?

奎因：读了罗蒂的巨著《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我感到很惊讶，这本书有一种轰动效应。他说的内容对我的哲学观点非常有利，我感到惊讶是因为我以前不喜欢他的立场，它把我打败了，那种反科学的偏见在这本书里略有表现，而这种偏见在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等人那里则更为极端。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哈佛哲学评论：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大陆”思想家认为科学探索不是思想学术的模式，从而把他们与分析哲学家区别开来了。另一方面，你本人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反映的信念却是，科学理论为哲学的解释应该是提供了什么样的范式。你认为真正的哲学研究工作能否围绕着其他一些范式，如诗歌或纯文学进行?

奎因：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发挥作用，而且仍然保持在哲学领域之内的学科，就是诗和形象艺术的哲学。不论我们是否选择称呼它为哲学，有一个位置是给予以严格的艺术方式使用语言的，这就是用巫术唤起人的思想和视觉，它会帮助你想起你从前遗忘的一件艺术品。

我认为，用严格的科学文体是不能履行这种功能的。但另一方面，我看不到在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中有它的位置。

哈佛哲学评论：如果一个年轻的哲学专业的学生来征求你的建议，问你目前哲学中哪项任务最紧迫，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奎因：使我感到很有前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硬科学中选择一个有限的部分来研究，如牛顿力学，力争清晰地描绘出意义的逻辑关系，从它的基本原理一直到观测的各个检查点，也就是清晰的证据收集。这样做的优越性不仅对科学认识论有明示作用，而且也许可以提出捷径或简化的方法，或者表明理论的某部分不适用于它的目的，从而对科学做出贡献。这种方法如果能成功地运用于作为样板挑选出来的科学的某一部分，就可以推广到其他的个案中。如果成功，就可以使哲学与数学一道辅佐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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