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在论（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发展，理论正在向真理靠拢(“朝着”、”接近”)，这是是实在论对理论变革讨论的一个共同主题(例如，Hardin & Rosenberg 1982和Putnam 1982)。关于近似真理approximate truth的谈论经常在这种情况下被引用，并产生了大量往往是高度技术性的工作，把近似真理的概念化为可以量化的东西。这样，对相对近似真理relative approximate truth（一个命题或理论与另一个命题或理论的比较）的判断就可以形式化，并给出精确的定义。这项工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手段，以考虑收敛论者convergentist的主张，即理论可以被视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近似真实，这种可能性将在第3.4节中进一步考虑。

对上述实在论者的一般配方的最后一个特别重要的限定是以若干变体的形式出现的。这些种类的一般实在论者可以被看作是属于三个家族或阵营：解释主义实在论explanationist realism；实体实在论 entity realism；以及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分化原则 shared principle of speciation，即这三种方法都是试图更具体地确定科学理论中最值得认识论承诺的组成部分。解释主义explanationist 建议对我们最好的理论中的那些部分–关于(不可观察的)实体、规律等–作出实在论的承诺，这些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说对解释它们的经验性成功很重要–例如，理论的组成部分对于得出成功的、新颖的预测successful, novel predictions是至关重要的。实体实在论entity realism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一些条件下，如果人们能够证明对一个假定的（不可观察的）实体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因果知识，例如有利于操纵该实体并利用它来干预其他现象的知识，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对它采取实在论。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认为，人们应该是一个实在论者，这不是与我们最好的理论中发现的对事物（如不可观察的实体）本质的描述有关，而是与它们的结构有关。所有这三种立场都采取了一种选择性的策略，这一点和立场本身将在第2.3节中进一步考虑。

可以说，如上所述，实在论者努力限定他们的观点并提出变体的观点，这一事实表明了一种集体的道德观collective moral：尽管一些（特别是早期）关于实在论的讨论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种与科学有关的全面的态度，但这很可能是理解这一立场的一种过于粗糙的方式。对科学理论的内容采取实在论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相信所有这些内容believes all such content，而是相信那些方面aspects，包括不可观察到的方面，关于这些方面，他认为这种相信是有道理的，从而更具体地表明对这些事物的实在论。本着类似的精神，有些人主张另一种具体性，认为实在论的最好的（或唯一好的）论据是通过集中于具体案例的细节–科学研究本身的所谓 “一阶证据first-order evidence”–来提出的。例如，Achinstein(2002: 491-495)利用对Jean Perrin在1908年为不可观察的分子的真实性所做的论证的案例研究，认为即使把某些对实在论有利的假设视为理所当然，关于任何给定实体的实在论的令人信服的论证也只能从有关该实体的经验证据的角度出发，而不是通过更一般的哲学论证。(类似的观点，见Magnus & Callender 2004: 333-336和Saatsi 2010；对此持怀疑态度的，见Dicken 2013和Park 2016）。

2.赞成科学实在论的考虑（和回应）Considerations in Favor of Scientific Realism (and Responses)

2.1奇迹解释Miracle Argument

激励实在论的最强大的直觉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在最近的讨论中通常被称为 “奇迹解释 miracle argument”或 “无奇迹论no miracle argument”，这是在普特南(1975a：73)声称实在论 “是唯一不使科学的成功成为奇迹的哲学 “之后提出的。该论点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前提开始，即我们最好的理论是异常成功的：它们促进了对科学调查对象的经验性预测、追溯和解释predictions, retrodictions, and explanations，其特点往往是对相关现象进行了惊人的准确和复杂的因果操作 accuracy and intricate causal manipulations of the relevant phenomena。是什么解释了这种成功？一种被实在论者所赞成的解释是，我们最好的理论是真实的（或近似真实的，或正确地描述了一个由实体、规律等组成的独立于心灵的世界）。事实上，如果这些理论离真理很远，所以论证说，它们如此成功的事实将是不可思议的。而如果在成功的直截了当的解释和奇迹的解释之间做出选择，显然应该倾向于非奇迹的解释，即我们最好的理论大约是真的（等等）。(关于奇迹论证的阐述，请参见 J. Brown 1982; Boyd 1989; Lipton 1994; Psillos 1999: ch. 4; Barnes 2002; Lyons 2003; Busch 2008; Frost-Arnold 2010; and Dellsén 2016.)

奇迹解释虽然直观有力，但在很多方面都是可以质疑的。一种怀疑的反应是质疑是否有必要首先对科学的成功进行解释。例如，范-弗拉森（1980：40；另见Wray 2007，2010）提出，成功的理论类似于适应良好的有机体–由于只有成功的理论（有机体）才能存活，所以我们的理论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这里不需要对成功进行解释。然而，并不完全清楚，进化论的类比是否足以消解奇迹解释背后的直觉。例如，人们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某个特定的理论是成功的（而不是为什么一般的理论是成功的），所寻求的解释可能会转向理论本身的具体特征，包括它对不可观测物的描述。不过，这种解释是否需要真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虽然大多数解释理论theories of explanation要求被解释者explanans 是真实的，但实用主义pragmatic theories的解释理论并不要求（van Fraassen 1980：第5章）。更一般地说，任何不接受实在论三个维度中的一个或多个维度-——对独立于心灵的世界的承诺、字面语义literal semantics、和对不可观察物的认识论访问 and epistemic access to unobservables——的科学认识论，都会因此提出一个抵制奇迹论证的假定理由。这些立场将在第4节中加以考虑。

一些作者认为，奇迹论证实际上是一种被称为基本比率谬误base rate fallacy的谬误推理实例（Howson 2000：第3章；Lipton [1991] 2004：196-198；Magnus & Callender 2004）。考虑下面的例证。有一种疾病的测试，其假阴性率（疾病存在的情况下的阴性结果）为零，假阳性率（疾病不存在的情况下的阳性结果）为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没有疾病的个体有10%的时间测试阳性）。如果一个人的检测结果为阳性，那么他得病的几率有多大？如果根据假阳性率得出的结论是90%的概率，那就错了，因为实际的概率还取决于另外一些关键的信息：疾病在人群中的基本比率the base rate（患病人群的比例）。总体而言，疾病的发病率越低，阳性结果表明疾病存在的概率就越低。

以此类推，将一个科学理论的成功作为其近似真理的指标(假设假阳性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与真理相去甚远的理论仍然是成功的)，同样可以说是基本比率谬误的一个例子。一个理论的成功本身并不表明它很可能是近似真的，而且由于没有独立的方法可以知道近似真的理论的基本比率，所以无法评估它近似真的机会。Worrall（未发表，其他互联网资源）认为，这些争论对奇迹论证无效，因为它们严重依赖于在概率方面对奇迹论证的误导性形式化crucially depend on a misleading formalization of it in terms of probabilities（参见Menke 2014；对基于可能性的不同概率框架的奇迹论证的批评criticism of the miracle argument based on a different probabilistic framing in terms of likelihoods，参见，参见Sober 2015: 912–915).

2.2 确证Corroboration

至少在某些不可观测的情况下，实在论的一个动机是通过 “确证Corroboration “来实现的。如果一个不可观测的实体据说能够通过科学仪器或实验检测出来，这就可以构成关于它的实在论的可废止论证defeasible argument的基础。然而，如果同一实体被认为能够被不止一种，而是两种或更多不同的检测手段所检测到–这些检测形式在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和它们被描述为在检测过程中所利用的因果机制和过程方面是不同的–这可能会作为实在论的一个显著增强的论点的基础（参见Eronen，2015）。Hacking(1983：201；另见Hacking 1985：146-147)举例说，红血小板中的致密体可以用不同形式的显微镜进行检测。不同的检测技术，如光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所采用的技术，利用的是非常不同的物理过程，这些操作在理论上是用相应不同的因果机制来描述的。(类似的例子，见Salmon 1984：217-219和Franklin 1986：166-168，1990：103-115)。

因此，确证的论点如下。同一事物显然被不同的探测方式所揭示，这一事实表明，如果这些揭示的假定目标事实上并不存在，那将是一种异常的巧合。侦测能被不同的手段所证实的程度越大，关于其假定目标的实在论的论证就越有力。这里的论点可以看作是建立在一种与奇迹解释所依据的类似的直觉基础上：基于表面探测的实在论可能只有一定程度的令人信服，但如果不同的、理论上独立的探测手段产生同样的结果，表明存在一个相同的不可观察的东西，那么实在论就为共同证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事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理论上独立的技术在没有共同目标的情况下产生同样的结果。此外，van Fraassen(1985：297-298)认为，关于证据一致性的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s of evidential consilience可能会被接受，而解释本身却不被理解为真实，这再次提出了关于科学解释性质的问题。

2.3 Selective Optimism/Skepticism选择性的乐观主义/怀疑主义‬

在第1.3节中，提出了选择性 selectivity 的概念，作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实在论的可信度的一般战略，特别是在科学的不可观测因素方面。这一策略的采用部分是为了使实在论与广泛接受的观点相一致，即严格地说，即使是我们最好的理论，也有大部分是错误的。如果，尽管如此，这些理论中还是有一些方面是真实的（或接近真实），而且人们能够识别这些方面，那么人们就可以合理地将自己的实在论投向对这些理论中最值得认识论承诺的方面采取认识论上的积极态度。实施这一策略的最重要的实在论变体是解释主义、实体实在论和结构实在论。(关于更普遍的选择性概念的相关工作，参见R.Miller 1987：第8-10章；Fine 1991；Jones 1991；Musgrave 1992；Harker 2013；和Peters 2014)。

解释论者Explanationists 认为，对于我们最好的理论所描述的不可观察的东西，恰恰是在呼吁这些不可观察的东西对于解释这些理论为什么成功是不可或缺的或在其他方面很重要的时候，实在论的态度才是合理的。例如，如果我们把成功的新奇的预测successful novel prediction看作是一般值得实在论承诺的理论的标志，那么解释主义explanationism 就表明，更具体地说，理论中那些对这种新奇预测的推导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理论中最值得实在论承诺的部分。在这一脉络中，Kitcher (1993: 140–149)对理论的 “被预设的断定presuppositional posits “或 “闲置部分idle parts “与实在论者应该承诺的 “工作中的断定 working posits”进行了区分。Psillos(1999：5-6章)认为，可以通过证明过去理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其虚假成分来为实在论者辩护。

只要说明过去理论成功的理论规律和机制在我们现在的科学形象中得到了保留，就足够了。 (1999: 108)]

解释主义面临的直接挑战是提供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精确地确定理论成功所需的那些方面，这种方法要客观或有原则性，足以经受住实在论者只是事后合理化的指控，将过去理论的解释性关键部分与我们目前最好的理论中所保留的那些方面进行识别。(有关讨论，见Chang 2003；Stanford 2003a,b；Elsamahi 2005；Saatsi 2005a；Lyons 2006；Harker 2010；Cordero 2011；Votsis 2011；以及Vickers 2013)。

采用选择策略strategy of selectivity的另一种实在论是实体实在论entity realism。根据这种观点，实在论的承诺是基于一种推断的能力，即对不可观察的实体(如电子或基因序列)进行高度的因果操纵，例如，在这种程度上，人们能够干预其他现象，从而带来某些效果。利用某人对某事的明显因果知识以带来（通常是异常精确的）结果的能力越大，相信的理由就越大（Hacking 1982，1983；参见B. Miller 2016；Cartwright 1983：第5章；Giere 1988：第5章；关于更一般的因果理由，参见Egg 2012）。 在这里，对这样描述的科学不可观测物的信念与对科学理论更普遍的怀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相信实体的同时，对描述实体的理论不予相信，是否是一个连贯的或可行的组合（Morrison 1990；Elsamahi 1994；Resnik 1994；Chakravartty 1998；Clarke 2001；Massimi 2004）。 实体实在论与Kripke（1980）和Putnam（[1975b]1985：第12章）相关联的指称的因果论causal theory of reference特别兼容，并很好地促进了这种理论的发展，根据这种理论，尽管对实体属性的理论描述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仍然可以成功地指涉一个实体；这使得当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时，认识论承诺的稳定性。指称的因果论能否成功地应用于这种情况下，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见Hardin & Rosenberg 1982；Laudan 1984；Psillos 1999：第12章；McLeish 2005，2006；Chakravartty 2007a：52-56；以及Landig 2014；关于基因的案例研究见We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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