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

一、科学表达的世界是否实在

当代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库恩、新历史主义学派的劳丹、经验结构论者范•弗拉森，以及日本的日常实在论者黑崎宏等，围绕科学能否表达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向持肯定观 点的科学实在论发起如下进攻：

劳丹说，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由成功的科学理论一定可以推论出客观世界的存在，其实科学并不一定成功。再者，即使理论成功，也不要求它的词语都有所指谓，比如化学上的燃素说、热素说，物理学上的热之唯动说、电磁以太说、光以太说，生物学上的活力论等，“其中许多核心说明概念都是成功的，然而却是非指谓的”。虚假和真实的理论都有成功机会。“一个理论所以是成功的，仅仅因为它是有效的，或者说它是使用得很好的”，但却不一定具有真理性。

黑崎宏从日常世界观的角度，也反对科学理论表达客观世界。指出：“我们的日常世界图像与科学世界图像虽然是不可能并存的,是二者择一的，但完全有理由把日常世界图像作为世界的其实图像。因此在科学实体问题上，应当采取反实在论观点。”人类应该认识到：理论世界只是为捕捉日常世界结成的概念之网，理论不能评判自身描述对象的真伪。真正实在的是日常世界。

范-弗拉森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过去人类坚信不疑的许多理论，“告诉我们是机巧、活力、运动性或固有力量的推动。然而这些都是废话，什么问题也没有证明”。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之内，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而且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更扼要地讲，所有类型的问题(包括经验问题)都是在一个确定的探究背景内出现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个背景限定的。”

在此基础上，范•弗拉森等又提出区分可观察与不可观察对象、可证实与不可证实的见解。他说，对同一类可观察现象，人们可以构思出不同理论。这些理论在经验上虽然等价，但对于不可观察现象的本质说明却常常相互矛盾，特别是不能有效地判定究竟哪一个理论是对不可观察现象正确无误的说明。只能表明哪一种理论预言可观察现象更有效、更成功。实验知识不能推广到不可观察领域。对于理论的接受至多只能凭借它与经验的适合度，以及由适合度提供的信任度，而不能认为它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当然，科学内部关于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区分是“个人类中心的区分，但因这是一个事关对理论的态度问题，所以根据我们的方式作出这个区分也是合理的”。

在以库恩为代表的建构论者看来，科学史上，由科学共同体集体约定的符号概括和心理信念，即科学范式并不表达客观世界。拥有不同的范式的人虽然“都看这个世界，看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也没有变化，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中看这些东西，所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理论涉及的主要是利用理论术语和语法结构形式，在一定科学范式的制约下，由创造性思维构造而成的，具有一定形式结构的符号系统。因此“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界的真理，也没有愈来愈接近于真理。……除非我们干脆把通向真理的道路定义为科学家工作的必然结果”。

范•弗拉森综合上述观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反科学实在论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科学只旨在给予经验上适合的理论，所谓“一种理论是经验上适合的，就是当且仅当其关于这个世界的可观察物和事件所说的是真的，即当且仅当其，拯救了现象”。更准确地说，这样一种理论至少有一个模型使所有实际现象都内在地与其相适合。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理论充分正确，科学的目的是产生一个有关世界字面上真的故事，不是追求一个提供整体的、普遍的认识对象的真理。

科学活动是一种构造和想象，不是发现，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一些适当的术语、概念去解释某些现象，而“解释的成功都是适合的和提供信念的描述的成功”。因此科学理论就是科学解释，人们没有理由相信理论反映真实世界，“因为解释并不是一神特殊的额外特征，能给予你充分的理由以相信(证据除外)理论适合于现象，解释只具某种实用性，与理论的使用者所关心的事有关，而不是与理论和事实之间相符合的某些新的东西有关”。所谓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人类主观虚设的；外部世界只存在对称性和转化性。规律本质上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由统治者所强加的有关引导和仲裁的法典”，它必然渗透着法典制定者和意识主体的构成要素，而且“只有通过普遍性强制，一种原理才能应用于一个整体系统，并不同于那些分散地应用于该系统中局部特征或个别位置上的原理”。所以近代物理学给出的只是一个由普遍强制力达到和谐的世界，它是否存在却不得而知。

针对上述反科学实在论的基本立场，澳大利亚科学哲学家埃利斯指出：科学理论中无论是物理实体、物理事件，还是时空关系、因果关系，所表达的对象都具有实在性。一切客体与事件都可还原为基本粒子、场，以及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和由此产生的能量转换过程；所有事物的复杂时空关系都可还原为最终的物理组成关系。因此科学所认定的世界是其实存在的，是客观的。

日本哲学家美浓正也对黑崎宏的日常世界观提出质疑。指出，所谓的日常世界和科学世界实际上只是在概念上不相干的两种立场或视角下所见到的同一个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图景。不论是理论词语，还是日常词语所指示的对象都是实在的。正像“关于桌子的许多常识信念，与20世纪20年代由物理学阐述过的许多信念，以及由量子场理论提出过的许多信念是真实的一样，也都是名副其实地真实的”。

加拿大的科学实在论者哈金则从实体实在论和理论实在论相统一的角度批判了所谓理论实体不存在的观点。他说，实体实在论断言，电子、夸克、场、波、黑洞等实体是真实存在的，这是正确的；理论实在论把理论作为真理的候选者，其目的在于求真，也是正确的。因为“假定的或推测的实体之实在的最好证据就是我们能够着手测量它，能够理解它的因果效应。另一方面，关于这种理解所拥有的最好证据是：我们能够从头开始制造运转相当可靠的机器，以利用这种或那种因果效应，所以，工程技术而非理论活动是关于实体的科学实在论的最好证明”。

在认识论方面，首先，就经验建构论者所谓“判断理论的真假只决定于理论传统、不存在客观性”的问题，美国的波义德指出，即使科学方法论依赖于理论传统，也不能得岀世界是由理论传统构造而成的结论，实际上，“包容在理论传统中的定律和理论只是近似地真”。其次，就“经验等价命题在证据上不可区分”的问题，波义德反驳说，虽然对一个推测性理论作或然性评价的背景理论已在经验上受过检验；该理论传递的证据与直接的实验证据也起相同作用，但实际的理论传统在评价经验证据中总是具有认识论上的支配作用，以至当整体科学的理论概念与已有的理论传统发生冲突时，前者就会否证后者。现有的理论传统具有证据评价上的较高权威。最后，针对建构经验论，美国的阿伯托•科德罗指出：范•弗拉森的可观察物和不可观察物的划分是主观随意和相互矛盾的。把可观察物作为其纲领的基石，排斥了科学对“遥不可及”的宇观客体和“微不可见”的微观客体的探索和认识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违背现代科学的狭隘经验论和不可知论。它只讲事物的现象，否定事物的本质。也正是基于这种现象主义，范•弗拉森认为理论模型中除了经验子结构外，其他成分，如公理系统、理论假设等都没有客观性可言。

二、争论双方的折衷与退让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激烈争论的结果，是双方都出现了让步趋向：

(1)普特南主张由“强实在论”转向“弱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认为“符合论”太幼稚；20世纪的科学观不在于定义真理，而在于如何发现真理。于是他以纠正证实方法为前提，从以实在为基础的本体实在论转向以经验为基础的方法实在论；从注重本体论的“一致性”转变到注重方法论的“逻辑性”立场来看待真理问题。并提出“真理就是理想化的证实，就是内在地、逻辑地被证实了的可能性”思想；指出真理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僵化的“真假二价原则”只能是对真理发展的束缚和禁锢。惟一具有真正逻辑性的真理概念是非决定论的。为此他表明：在经典逻辑和决定论意义上，他不是一个实在论者，但在量子论或非决定论意义上，仍然是一个科学实在论者。一个陈述被证实不等于就是真理。“当下被证实的句子可能是假的，导致我们相信这个句子的检验也可能是非常糟糕的。”多维性的真理观能够更好地反映世界复杂的内在结构。

而内在实在论是既不否定物质世界的实在性，也不否定真理的绝对性，主张“真理是一种性质，这一性质不同于论证，或现存证据的或然性；它不是只取决于说话者的现存记忆和经验，而是我们不应抛弃的对实在的一种洞察”。为此，他认为科学概念都有确定的指谓，显示出客观实在性。但也不能否定解释的主观性。这样，虽然他没有抛弃实在论，但在内涵上，已从早期的客观实在论转向主客观滲透论；从科学知识的独立性转向对认识主体的依存性；从科学理论的辩护转 向科学理论的解释；从真理趋同性和符合论转向真理多元论和实用论,使其实在论带有人本主义倾向。

(2)法国物理学家德•斯帕纳特鉴于“物理实在被分为概念上可区分的元素，每个元素都具有一个自主的本体论地位”的见解，提出“隐实在性”概念。其首要待征是超越人类的测量范围，永远是隐藏着的。如果把它与原子的实在性相比较，它象征着永远不可能看到的实在的最终客体。但是它又不是完全的虚无或自在之物，它能够以某种方式为测量所反应，是有关现象的类源，体现了所有可知实体的性质。“例如一个电子，除了它与测量仪器相互作用外，实际上并不存在。在微观领域内，正如在生命系统中一样，存在基本上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里的“存在”只意指经验的或现象的存在being,而不是existence.

(3)美国学者法因在这场争论中既看到科学实在论者论证的软 弱性，也看到反科学实在论方面存在的问题,于是他主张放弃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研究，提倡“自然本体论态度”，坚持把科学问题留给科学家探索，不需要哲学家来解释；认为对科学中的真理、观察、科学目的等概念的解释，在科学研究的实际活动中已经做到。“哲学的全部努力就是让世界自己说话，让事实自己说话，科学无需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帮助就使我们有能力获得知识。”

(4)美国哲学家詹宁斯的“准科学实在论”则认为，科学判断暗含的本体论并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而是对该世界的投射，所谓投射总是从非事实到事实，即投射不是基于实验根据，而是投射的经验含义提供了经验事实；科学中，我们没有利用关于世界的自然描述的信息来构造涉及更高层次概念的理论，相反是根据高层次概念建立一种理论系统，并且对它给予经验的解释，正是这种解释提供了该理论系统的经验基础。”因此理论事物是投射，不是本体；它依赖于高度理论性的科学概念。我们不能把一个投射的世界强加给这个直接可接近的实体世界。

但一些人对詹宁斯的观点也提出质疑：如果可观察实体和非观察实体属于两个不同世界，那么利用什么标准来确定其本体论地位？如果细菌是实体，那么基因和DNA又是什么？如果太阳和行星是可观察物，那么类星体和黑洞又是何物？詹宁斯并没有在观念和理论、可观察物和非观察物之间划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既然如此，其“自然的”和“投射的”事实之间也就没有区别。所以，“实在论者的本体论包袱依然存在，准实在论者只不过奉献了一只靠不住的手提箱”。

综上所述，虽然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的争论焦点仍然是“世界的实在性”问题，但与老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却有较大差别。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后者基本上属于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的争论，是从概念到概念；前者则是建立在对当代最新科学成果进行反思之上的争论，更带有实证性和经验性。第二，后者主要是围绕“外部世界是否客观实在”的问题；前者则主要是围绕“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即理论实体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比如日常实在论就否定科学所描绘的“理论实体”，认可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实在世界。第三，理论上，老的争论是绝对论和一元沦的，非此即彼；新的争论则是相对论的和多元论的，试图超越以往的心物之争，将争论主要限于对科学功能的认识和评价。第四，在方法论上，老的争论，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争论，其参与者几乎都是科学和理性的拥护者，主要分歧是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与地位问题；而新的争论则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带有诸多反理性、反科学色彩。尤其是反科学论者在方法上更看重“直觉感知习惯”。在他们看来：有关世界图像的观念实际上“是受一个一般健全的、地图般的有关个人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运作的基本信念的群集指导的”。在这里，心理因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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