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文：哲学与心理学、哲学与真理（二）

阿兰·巴迪欧：不过，如果说心理学这一术语拥有这么多的方面，那这些方面有什么共通之处吗？心理学是否具备统一性？

米歇尔·福柯：我认为有。如果我们认为，心理学家在研究小白鼠在迷宫中的具体行为时所试图界定的是一种既适用于老鼠也适用于人类的普遍行为模式，那么这或多或少也和我们对人类的认知有关。

阿兰·巴迪欧：那么，如果我们说心理学的目的就是对人产生认识，而各种心理学就是对人加以认识的不同手段，您是否会同意这个观点？

米歇尔·福柯：是的，我基本上赞同这一点，但我不敢随便说太多，因为这似乎把问题过分简化了...... 如果我们谈及这些奇特的认识人类的项目正是在十九世纪初出现的，那这问题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它可能是欧洲文化史上最根本性的事实之一。尽管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就有了诸如《论人(Traité de l'homme)》[2]以及《人性论(Traité de la nature humaine)》[3]之类的书籍，但是它们并不是以我们社会中心理学的方式来研究人的。在十八世纪，也就是康德以前，任何对人的思考同那些最主要的思想(比如有关无限的思想观念)相比都屈居次要位置。这里始终存在对以下这些问题的各种回应：既然真理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或者说那些诸如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教给我们各种道理，那么我们为何会如同现在那样对万物进行感知、产生认识或者犯下谬误？

情况从康德开始有了转变，自此，我们不再从无限或者真理的角度，将有关人的问题以一种被映射出的次要问题形式来提出；那种给定的无限性不复存在，只有有限性存留下来，康德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带有了一种人类学性质的可能性或者危险性。

阿兰·巴迪欧：在我们人文科学的课堂上，有关“解释(expliquer)”和“理解(comprendre)”之间区别的问题曾引起过广泛的讨论。这个问题在您看来有意义吗？

米歇尔·福柯：对此我不敢妄加断言。不过我认为是狄尔泰(Dilthey)[4]首次以激进、绝对而且泾渭分明的认识论形式将“解释”和“理解”加以区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据我所知，正是狄尔泰撰写了西方唯一一部阐释学史；尽管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部史学著作不是那么的严谨，但它依然非常有趣。我认为他的深刻洞见就在于，他认为阐释学代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反思形式，这种反思形式的意义和价值可能或多或少被自然科学所借助的那些认识模式所掩盖。他很清楚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模型将其自身作为一种合理性形式强加于人文科学，而这些人文科学可能只是阐释学技术的诸多化身之一。自最早的古希腊语法学家，到亚历山大的注释学家，再到基督教和现代的解释学家，这些阐释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一直未曾间断过。我相信狄尔泰感觉到心理学和那些普遍的人文科学可能都归属于历史性的普遍阐释学领域内，他在这里下了个十分有想象力的论断，即解释和理解的对立——解释是一种相当糟糕的认识论模型；而理解则是一种带有奇妙形态的人文科学，它回归了其激进的阐释性。

阿兰·巴迪欧：依您的观点来看，我们能否把心理学当成和那些精确而又严谨的科学一样的研究和技术来分析？我们能否讨论心理学自身的哲学以及它对自身的方法、概念等内容有何批判性观念？

米歇尔·福柯：我认为这些分析、讨论或者批评是如今精神分析、人类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之后，我们有了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而在涂尔干之后，列维-施特劳斯的研究分析也成为了可能；这一切都证明人文科学正在其自身内部建立起某种批判性关系，这种关系无疑还存在于数学和物理学当中，在语言学里也是如此。

阿兰·巴迪欧：但实验心理学就不是这样了吗？

米歇尔·福柯：嗯，我认为实验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不是这样的。不过，当心理学家对学习行为进行研究并测试其具体效果时，他们对信息的具体处理多多少少能将他们取得的效果形式化，这也是心理学为其自身建立起的一种反思、归纳和奠基关系。如今，我们不能把控制论(cybernétique)和信息论当成学习心理学的哲学，正如我们也不能把拉康的工作或列维-施特劳斯的研究简单归结为精神分析或人类学的一种哲学形式一样，它们更类似于这些科学与其自身之间的某种反身关系。

阿兰·巴迪欧：假设您现在正身处哲学课堂，如果您是这个课堂的老师，您会如何向学生讲解有关心理学的知识？

米歇尔·福柯：如果我是一个要给学生讲解心理学知识的哲学教授，那我就得事先做一些准备，比如给自己买一副和自己真实相貌相去甚远的精致面具，让学生认不出我究竟是谁；我同时还要学着像《惊魂记(Psychose)》[5]里主演安东尼·帕金斯(Anthony Perkins)[6]那样尽可能用不同的声音说话，避免让别人看出我的话语存在任何前后一致性，以上就是我首先要做的预防措施；然后，我会尽可能全面地向学生介绍当下心理学家目前所采用的具体技术、实验手段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时，我也会向他们介绍有关精神分析的内容；而在这一切过后，我会摘下我的面具，恢复我的本音，开始讲授相关的哲学内容，即便这意味着我们会介入到心理学这么个西方思想在十九世纪就陷入的、无可避免的死胡同里；然而，在我说心理学是一个难以避免又致命的死胡同时，我并不会把它当做一门科学来批判；我既不会说心理学是一门不够实证的科学，也不会说心理学应该被愈加哲学化或者去哲学化——我只想说哲学和人文科学都沉眠于一种人类学的梦境当中，它们在这种梦境中相互催眠，一睡不醒；而现在我们需要从这种人类学的梦境中醒来，就和我们曾经从教条主义的沉眠中觉醒一样。

哲学与真理

《哲学与真理》是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乔治·康吉勒姆(Georges Canguilhem)、米歇尔·福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蒂娜·德雷福斯以及阿兰·巴迪欧共同参加的研讨会，文字记录收录在院校广播电视教育档案-1965年5月27日，第1-11页(Dossiers Pédagogiques de la radio-télévision scolaire, 27 février 1965, pp. 65-71.)；后被收录为《言与文(Dits et écrits)》卷一，第31篇(Dits et Ecrits I texte n°31)。

第一部分(让·伊波利特和乔治·康吉勒姆的讨论)

让·伊波利特：“哲学中不存在谬误”和“只存在科学的真理”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或许，在过去科学已经存在的某个时期，我们既可以讨论哲学的真理，也可以讨论科学的真理；但这种情况在今天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人们开始认为只有在科学存在的地方，或者说科学得以确立真理的地方，真正的真理才会以复数形式存在。

乔治·康吉勒姆：另外，在我说“不存在哲学真理”的时候，我的意思并不是：

-哲学家可以永远不用在乎他们说的是否是真理；

-哲学与对本质、意义或者真理本质的探索相去甚远。

让·伊波利特：准确来讲，真理同真理的本质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就好比有些人会说技术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技术，同理，真理的本质也不是一种真理。这种本质具备问题性，它属于相当本真的、关于科学专属的那些真理的问题范畴。

乔治·康吉勒姆：我们把哲学和被科学渐进定义的真理间的关系当做一个思辨的对象，这种研究不能用我们在科学中界定真理和谬误的方式加以衡量。

让·伊波利特：另外，您在同巴迪欧的访谈中曾谈到，科学并不一个有关自然、宇宙或者世界的整体对象，这种所谓的整体对象和科学是错位的。如今，科学真理在本质上是文化性质的，这里不再有诸如宇宙论(cosmologique)之类的事物了。巴什拉(Bachelard)[7]对此看的很清楚，他只会在诗歌和想象中运用“宇宙”这个词，他从不会在理性内容中用到这个词。不过，哲学家依然具备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抽离的整体性。

乔治·康吉勒姆：这正是哲学的定义。

让·伊波利特：这里存乎一种基础，一片属于哲学的领域，尽管我们没法在其中揭示单一或复数的真理；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正是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命名这一领域...... 无论是关于对这一领域的探索，还是科学首先从这个领域出发然后又与之脱离、开启独立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要探讨科学和人类存在的多样性，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一领域。

乔治·康吉勒姆：这确实是哲学自身的使命，它要求哲学去直面某些特殊的语言、特定的准则以及很多从日常经验上来讲相当朴素的东西。哲学不会专门对某个个体进行分析，而是普遍对所有个体展开分析。哲学思想和众多科学的学科思想之间有着十分具体的关系，它们既不抽象也不特殊，我正是在这层含义上指出对真理自身价值的评断方式并不适用于哲学。如果有人要问我“哲学价值”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会讲，准确来说，对于该领域，我找不出除“哲学价值”之外的称呼。

让·伊波利特：很多科学解释并不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对应；科学的文化性越强，其宇宙性和整体性就越淡薄，它也就越发需要哲学来将人们凝聚在一起。这样，当科学在某一具体领域变得更加严谨、切实而且技术化时，哲学也会在特定领域变得更加不可或缺。

乔治·康吉勒姆：换言之，当科学和哲学在形式上愈发渐行渐远，哲学在智性上的必要性就会愈加显著。

第二部分(保罗·利科和米歇尔·福柯的讨论)

米歇尔·福柯：在您刚才的讨论中，您说到哲学的目的，或者说哲学为其自身设定的目标是阐明语言并建立一致性(cohérence)；同时，您还谈到了语言的基础多义性(polysémisme)——这里是否就存在一种对立呢？这种对立可以和我们从伊波利特和康吉勒姆所说的内容中所察觉到的对立相呼应，伊波利特认为哲学中不存在谬误，而康吉勒姆则说只存在科学的真理。我们能否说科学站在一致性一边，而哲学站在多义性一边？

保罗·利科：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在哲学工作中引入并坚持的对立。这里的一致性不是一种目标，而是一种必要手段；一致性是哲学需要遵循的进路，它将哲学明确和诗歌或者文学区分开来。然而这种一致性也永远只能是哲学一种形式上的理想，因为哲学被视为一个封闭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语言的丰富性和作为交流法则的一致性产生了冲突；前者有着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风险；而后者，则构成了形式上的一致性使命与通过意义的多重性质恢复哲学回应“什么是(ce qui est)”这个问题的最终目的发生对抗的地方。

米歇尔·福柯：那么，这也就是在说，多义性位于本体论或者历史所投递、传播的文化内容一侧，而一致性则位于话语形式的一侧。

保罗·利科：对！我在前面的讨论中谈到了交流这个概念，这种同自己或他人的交流都属于话语形式这一层面。但我不认为你可以用某种形式来定义哲学。在我看来，哲学让我们回到更加原初的问题，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什么是(Qu'est-ce qui est)？”

米歇尔·福柯：那么，您能否告诉我，这种多义性是否仅仅只是语言在形式上的一种性质？

保罗·利科：我认为由于哲学语言是哲学家所操持的语言，有其自身的历史进程，所以哲学家只能通过这种语言和过去沿袭下来的意义进行辩论才能让话语自身的意义从中诞生。

因此，哲学家只能通过与过去问题范畴进行争辩才能提出新的问题领域，而这种情况本身就相当含糊不清，哲学家需要透过这种含糊不清的处境来追求多义性。

第三部分(让·伊波利特、乔治·康吉勒姆、保罗·利科、米歇尔·福柯和蒂娜·德雷福斯的讨论)

蒂娜·德雷福斯：我想你们大概已经对相关问题有了一些讨论，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大概有三个主要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伊波利特“哲学中不存在谬误”的命题和康吉勒姆“不存在哲学的真理”的命题之间相当“显著”的一个矛盾，这点非常明显。此外，伊波利特的命题可能被一些人理解成“哲学家永不犯错”，我认为这绝非他的本意；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阐明康吉勒姆的一些概念；

-最后，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哲学事业有何意义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构成了其他问题的基础，这个问题就是“哲学研究意味着什么？”

在我看来，以上三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我们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让·伊波利特：在我看来，就这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来讲，康吉勒姆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似乎是对我观点的一种补充。

乔治·康吉勒姆：我也觉得我和伊波利特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我对其中的一些误解感到略微惊讶。

我的观点是“不存在哲学的真理”，这并不是说“哲学中不包含任何真理的成分”；同理，如果一个哲学家采取了谬误推理(paralogismes)，那他完全有可能是错的。

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能把对科学“真理”的哲学论述当成一种真理，不存在真理的真理。

让·伊波利特：进一步来讲，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正如技术的本质并非技术，所以真理的本质也不是真理。可能先验分析对康德来说代表了一种真理；但我们现如今甚至已经不再把它当做一种真理。我们处于一种超越先验形式的人类学之中，我们不再遵循那种先验性的分析范式。

米歇尔·福柯：没错。不过，构成我们日常反思形式的人类学恰恰是一种希望在自然层面抵达真理层次的先验论。

让·伊波利特：但它并不是真理。

米歇尔·福柯：对，它并不是一种真理。而当我们试图定义一个可以从自身出发、构成所有知识及其限阈基础的人类本质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谬误推理的困境。

蒂娜·德雷福斯：那最终你们是否承认有一种关于哲学话语的真理，即我们可以依据这个真理判断其话语的真理或谬误性质？或者说判断一个哲学体系的真理或者谬误性质？

乔治·康吉勒姆：我个人不接受这个观点。我不清楚该如何去判断一个哲学体系是真理还是谬误。

米歇尔·福柯：我也不赞同。然而，这里存在一种真理意志(volonté de vérité)......

蒂娜·德雷福斯：也就是说，我们把真理当做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无法抵达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界定何为真理的标准，而这也正是问题所在：真理的标准是否适用于哲学？

乔治·康吉勒姆：我认为真理的标准并不适用于哲学。适用于哲学的是另一种价值。

保罗·利科：是这样。不过我想说这里的问题在于您(指德雷福斯)一开始就从规范和标准的角度来思考有关真理的问题。我的疑问就是：我们为何要把真理问题当做最先决的问题？我们能否把真理问题当做最终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在认识论模式的基础提出真理问题，而是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真理问题。在我看来，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而如果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那么知识论相对于存在论就是次要的，科学其自身相对于知识也变成了次要的。因此，如果我们把真理定义为通过话语对“是什么”的问题进行最具可能性的解答，那我们难道不该把您所说的“价值”称为“真理”吗？

如果您赞同哲学存在价值上的问题，那么这个您整合科学价值以及其他价值的场所恰恰是我前面所说的“真理”问题显现的领域，也就是通过话语来掌握对存在的认识。

所以这里您谈到的是一种形式，我不会说这是一种被淘汰的形式，因为它是一种特别的形式，一种从科学真理中衍生出来的形式。

乔治·康吉勒姆：某种意义上，我可以把拒绝回答该问题当成对您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不赞同您把真理定义为话语对“是什么”问题的解答。确切地讲，对科学而言，“是什么”就是逐渐将其自身证明为真的过程，它独立于那些作为参考系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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