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未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二）

黑格尔的可塑性理念

要构建黑格尔哲学中的可塑性概念，首先需要我们理解黑格尔本人构建这一概念的方式。当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三个方面的意义相互牵连。

形容词“plastic”的双重内涵重新出现，一种是接受形式的能力，另一种是产生形式的能力。正是这种双重意义使我们能够把这个形容词本身当作黑格尔式的“思辨词汇”。

第一个方面是造型艺术。“Plastisch”和“plastik”这两个词经常出现在黑格尔对希腊艺术的讨论中，特别是在《美学》中，雕塑被定义为“卓越的造型艺术”。这种更熟悉的“可塑性”意义被援引和扩展，使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他的概念。

于是，第二个方面有了更广的范围和复杂性，适用于那些“可塑个性”或“可塑人物”的实体。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可塑性”描述了那些个性希腊人的特质——他称之为“典范性”（exemplarische）和“实质性”（substantielle），这些人包括伯里克利（Pericles）、菲迪亚斯（Phidia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修昔底德（Thucydides）、色诺芬（Xenophon）、苏格拉底（Socrates）——他们是“实质性的个人”，他们伟大而自由，有着自己固有的实质性人格，独立成长、自力更生，如愿让自己成为“是其所是”的人。黑格尔认为：

这种对神和人的完美可塑性的感觉在希腊尤为明显。面对希腊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我们要带着洞察雕塑的钥匙，我们要从可塑性的角度去思考，思考史诗和戏剧中的英雄人物，思考真实存在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否则我们无法从希腊的核心去理解它。毕竟在希腊的美好时代，行动者、诗人和思想家一样，内部和外部都具有同样的可塑性、普遍性和个性。

这些“可塑个性”把形式赋予“具体的精神”（Körperlichkeit des Geistigen）。因此，可塑个性的主题是一个“中间词”，是可塑性在第一方面（雕塑）和第三方面（哲学塑形）之间的中介。

“哲学可塑性”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一方面，它描述了哲学的态度，也就是哲学家特有的行为。另一方面，它适用于哲学本身，适用于哲学的存在形式和方式，也就是说，适用于思辨内容展开和呈现的节奏。在1831年《逻辑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写道：

可塑性话语（plastic discourse）也需要听众有可塑的接受力和理解力。但是像柏拉图想象中的听众，他们会冷静地压抑自己的反思和意见，迫不及待地表现出“为自己思考的需要”，他们只会关注手头的事情，不能在现代对话中占有一席之地，更不能指望有这种性格的读者。

希腊人的可塑个性因此获得了理想哲学态度的典范价值。这里的可塑性主要指的是哲学主体关注内容的能力，即“手头的问题”，净化掉所有任意和个人的形式。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可塑性”并不意味着“多态”。哲学读者和对话者当然会接受形式，但他们反过来又被引导去构建和形成他们听到或读到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可以与希腊的“可塑个体”相提并论。像那些雕塑一样，理想的哲学家既“普遍”又“个体”，这来自他们从“普遍”概念获得“个体”建构原则的方式，同时赋予普遍以特定的形式。

因此，个人变成了“此在”（Dasein），即精神的“在”，精神被转化为感觉的实体形式。因此，可塑性表现为普遍和特殊相互影响的过程，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被称为“模范个体”的特性。

这些观点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可塑性的第二个内涵。什么是“可塑性话语”？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有一段话有助于阐明这个定义：“只有严格排除将命题各部分联系起来的惯常哲学阐述方式才能达到可塑性的目的。”按照对哲学命题的通常理解，命题的主体是一个固定的实例——它的属性（或译作“谓项”，predicate）来自外部，而自己不能产生它们。“严格排除将命题各部分联系起来的惯常哲学阐述方式”意味着对这种关系的重新概念化，这种关系现在被理解为实体“自我决定”的过程。

实体与其偶然性（συμβεβηκός，或译作“偶性”、“意外”、“偶发性”等）的关系是从一个概念变为另一个概念，黑格尔将此解释为从预测命题到思辨命题的过渡。

在自我决定的过程中，普遍（实体）和特殊（作为独立事物的偶然性）通过类似于“可塑性个体”中的动态而相互赋予形式。自我决定的过程是实体主体的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实体从自身中抽离出来，以进入其内容。通过这种自我否定的运动，实体将自己定位为主体。贝尔纳·布尔热瓦认为：

主体是无限的活动，更准确地说是否定性，它的同一性以这种方式成为真实的、具体的和中介的东西，并在其内部的自我分化中，在其分裂或原始分裂中实现自身，也就是说，在其“判断”中。属于主体的同一性在其差异中肯定自己，而实体层面的同一性只能在差异的否定中得到肯定，差异也隐含在该同一性中。

自我决定是实体通过它确认自己既是它自己的主体又是它自己的属性（谓项）的运动。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将“实体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或“绝对关系”定义为“形式的活动”。事实上，正是这种“活动”清楚地表明了物质本身的可塑性，也就是它接受形式和赋予其内容以形式的能力。

“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和辩证法

下面讨论我副标题“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中的最后一个词，“辩证法”。辩证过程的基础实际上是一种运动——自我决定的运动。它的能量来自“特性的决定性”与“一切决定性消解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表明，这种张力也是自在的时刻，它通过消解位置的固定性而表现为“自身的他者”。在“实质—主体”的逻辑展开中，这种保存和消解的动态已经形成，正如《精神现象学》的“序言”所言：

由于它的简单性或自我同一性（Sichselbstgleichheit），实质显得固定（fest）和持久（bleibend）。但这种自我同一性并不是否定性，因此它的固定会转变成它的解体（Auflösung）。

辩证过程是“可塑性的”，因为随着它的展开，它在完全静止（“固定”）和空虚（“解体”）的对立时刻之间建立了联系，然后将两者联系在整体的活力中，这个整体在调和这两个极端的同时，本身就是阻力（Widerstand）和流动性（Flüssigkeit）的结合。可塑性的过程是辩证的，因为构成它的操作，形式的攫取和所有形式的湮灭，出现和爆炸，都是矛盾的。

连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这三个概念的联系变得清晰起来。它不亚于未来本身的形成。可塑性的特点是实质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现在，希腊语的“συμβεβηκός”来自动词“συμβαίνειν”，它同时意味着跟从、确保和到达、发生。因此，它可以在该词的两种意义上建立“连续性”，也就是逻辑意义上的“随后……”，以及时间意义上的“事件”。也因此，自决是实体与所发生事物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将黑格尔哲学中的“未来”理解为主体性与偶然性之间保持的关系。

以“时间的某个时刻”来理解未来，同样要求时间意义的开放性。时间本身的可塑性使得扩展成为可能。黑格尔时间概念的展开并不只能参照“时刻”。时间是辩证分化的实例，它被划分为确定的时刻，这决定了它只有一个时刻。

“未来”、“可塑性”和“时间性”等概念的辩证组合形成了黑格尔设想的在主体性本身内部运作的预期结构。为了将这个结构与通常理解的未来区分开来，我们将这个结构命名为“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按照法语的表达方式，它可以同时指代“确定将要发生的事情”（“être sûr de ce qui vient”）和“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ne pas savoir”）的状态。

从内部来看，这个概念是由它在黑格尔思想中的运作方式决定的；从外部来看，它对黑格尔思想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把黑格尔的可塑性概念的所有实例作为一个整体来阐述，意味着“改变这个概念的可理解性”，“通过有序的转变”来“扩展”它的意义。这相当于揭示内部和外部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因此，可塑性是黑格尔思想所有转变围绕的点，是它蜕变的中心。

黑格尔“时间”的两个阶段

黑格尔同时在两种“时间”上工作，《哲学全书》的一段话证明了这一点。

黑格尔在这一段中指出，“时间”是“在存在中不存在，在不存在中存在的存在”。对这句话的辩证理解，就引出了它必要的“双重意义”。通常，它可以以第一种也是主要的方式来理解——现在是存在的“现在”，但由于它是过去的东西，它很快就会几乎立即不再存在。换言之，时间是悬在两个不存在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时刻。

此外，黑格尔在下一段中写道：“时间、现在、未来和过去的维度，是外在性本身的生成，是外部性本身的解体，是过渡到虚无的差异。如果时间是“在存在中不存在，在不存在中存在的存在”，那么这也意味着：“时间本身不是它所是。”时间并不总是与自身同一。时间的概念有它自己的时刻——它区分自己，从而使自己时间化。

逻辑上的区分（logical differentiation）

时间的表达依据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康德（Kant）。“时间”是“在存在中不存在，在不存在中存在的存在”，这个定义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章。时间是“纯粹的感性形式”，这哥定义显然来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黑格尔写道：“时间和空间一样，是一种纯粹的感觉或直觉形式。它是感性的非感性（sensuous non-sensuous）。”

黑格尔吸收了康德分析的结论，回顾了“我思”（cogito）和时间本身的同一性。时间和“我思”的这种同一性不能被简化为一个连续的时刻。相反，它是一个合成的统一体，是“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见”。显然，黑格尔对时间的定义“感性的非感性”，指的是康德对直觉的纯粹形式的定义，并不是把“时间”简化为一连串的“现在”。

对此，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海德格尔完全忽视了，黑格尔在解读亚里士多德时借鉴了康德。海德格尔没有在康德那里找到“感性的非感性”的对应。黑格尔对时间的分析不单纯针对“现在”，也不是说“时间”出现在“现在”之中，在“现在”之中有了一个位置。黑格尔澄清道：“不是在时间中，一切都会产生和消失，而是时间本身就是生成（becoming）。”

黑格尔显然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点”（“στιγμή”，上文提到过）。在定义时间时，他遵循《物理学》第四章的阐述：“时间由’现在’组成。”但黑格尔也认为，时间不由“现在”组成。德里达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这一点。在这个僵局（aporia）的后一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的各个部分不可能彼此共存：“一个’现在’不能与另一个‘现在’共存，没有一个当前的、现在的‘现在’。

在《物理学》第四章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同时将时间理解为一系列现在和综合的实例。在黑格尔对空间和时间关系的分析中，他认为同样的综合概念也适用。关于空间，他认为，空间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并置状态的预设性。空间是分离的原始可能性，时间也是如此，黑格尔把时间的综合统一称为“否定统一”（negative unity）。

在《精神现象学》中，“感觉确定性”的辩证法明确揭示了“这里”和“现在”之间的区别，一方面被理解为时刻的现象，另一方面被理解为“众多现在”的综合。在这种将自己与自身区分开来的能力中，时间展示了它的可塑性。然而，这种区分本身需要双重内涵。因为它一方面是共时的——黑格尔的时间概念不能被简化为单一的意义；另一方面，它是历时性的——时间并不总是它的本来面目，也意味着它在时间上将自己与自身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它有历史（history）。

年代上的区分（chron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在《哲学全书》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段落中，黑格尔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这有助于我们阐述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这种主观预期的结构是所有遭遇的原始可能性，在历史的每个时刻都不一样，它不会以同样的方式 “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因为没有同样的未来。

黑格尔哲学综合了希腊时刻和现代时刻的两种理解：（1）希腊的主体—实体（ovσiα-vποκείμενο）；（2）现代的主体—实体（subjectum-substantia）。

黑格尔认为，基督教的出现是“世界历史转向的轴心”，他看到了现代主体性概念的出现，辩证地扬弃了早期的希腊概念。因此，这个主题因年代和逻辑的不同而不同。贝尔纳·布尔热瓦认为：“基督教思想的主体论（’主体是实质’）取代了异教的实质论（’实质是主体’）。”在此，我们阐述“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存在两种有效形式，每一种都因年代和逻辑的不同而不同。一种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一种属于康德的时代。

黑格尔思想的力量源于“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的这两种形态的转变。原本的历史更迭变成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面对面。

第一种形态起源于目的论运动在潜能和行动上的原始综合统一。另一种形态源于最初知觉的综合统一，是表象（Vorstellung）的基础。正是“自在”和“自为”这两种说法的双重意义证明了这一观点。思辨的内容本身跟随由“自在”和“自为”之间的对比所形成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想象。一方面，它将“潜在”与“实际”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它把确定性形式的真理（真理的主观时刻）与客观性形式的真理（真理的客观时刻）对立起来。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在目的性的循环性和表象性的线性性之间建立一种思辩关系，将表征回溯到希腊的过去，并宣布希腊哲学的表象未来的后验（posteriori）。反过来，希腊思想的出现就像表象的未来出现在希腊思想的未来一样。这种“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双重含义使阅读黑格尔比阅读几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更费劲。

阅读黑格尔意味着同时在两个方面展开——这个过程既是回顾，也是前瞻。在阅读发生的当下，读者被吸引到双重期待上去——等待即将到来的东西（基于线性和表象思维），同时假设结果已经到来（基于目的论）。这两个时刻不属于同一时间，黑格尔的思想宣告了一种新时间的到来。

思辨论述与超验论述

在《自然哲学》中，时间已经被赶出了自然界，时间的概念超出了它最初的定义。然而，这种意义的过剩并不是为了它本身。思辨论述永远不能替代超验论述，不存在思辨的“原型时刻”。任何超验的实例都必然处于与它所组织的东西有关的外部性位置。黑格尔认为，体系之外没有任何“外部”。思辨哲学是非超验的。不可以对时间的概念进行具体的分析，来证明它的可塑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宣称：“单一的个体，就其自身而言，是范畴从其概念到外部实在的过渡。它是纯粹的图式（schema）本身。”存在将自己图式化，概念与经验存在的统一不能用体系之外的任何东西来解释。因此，对可塑性概念的较少提及证明了它独特的存在模式，即原始综合的模式，仅维持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间隔之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可塑性在主体上和内部起作用，而不会过剩。

【延伸阅读】

◦书讯 ｜ 琼·柯普洁：《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

◦罗伯特·B·皮平：《抽象艺术是什么：从黑格尔的视角谈起》（2002）

◦马丁·哈格隆德：《马克思，黑格尔和宗教批判》（2021）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的制度：现在主义和时间经验》（2003）

◦凯尔·斯坦，阿克塞尔·福尔马：《媒介的基础设施与数字时间的政治：硬连接的时间性》（2021）

◦小威廉·休厄尔：《资本主义的时间性》（2008）

利塔尔·莱维：《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时间性：文化与政治》（2021）

◦巫鸿：《时间的纪念碑性：大钟，鼓楼，西式钟楼》（2003）

◦阿尔夫·吕德克：《日常生活的历史：重建历史经验和生存方式》（1995）

◦亨利·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1992）

◦丽塔·费尔斯基：《发明“日常生活”》（2000）

◦约恩·吕森：《传统：历史感的生成原理及其在历史文化中的逻辑和影响》（2012）

◦约翰·杜伦·彼得斯：《望向深渊：言论自由与自由主义传统》（2010）

◦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1988）

◦索伦·克尔凯郭尔：《天才和使徒的区别》（1847）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的制度：现在主义和时间经验》（2003）

◦埃里希·奥尔巴赫：《时间、历史与文学：作为现代人文之源的民族精神理念》（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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