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对谢林的理解（一）

作者：AlistairWelchman&JudithNorman

叔本华的哲学才华和著名的精湛文体与他同样著名的、频繁表露出的狭隘的辱骂和诽谤旗鼓相当。没有人比德国唯心主义者更让他烦恼。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没有人比他们更常成为他恶毒谩骂的目标。事实上，布莱恩·玛吉写道：“在强度和数量上，这种对同时代人或接近同时代人的高度个人化的谩骂，在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叔本华称他们为诡辩家、空谈者、假充内行的人、骗子，兜售胡言乱语、谵妄和疯狂的蠢话的不诚实的小贩；他指责他们是野心家，把哲学仅仅作为提升职位的手段，使用的是神秘晦涩的语言。他们的话“毫无意义”，他写道（SW5，508[PP2，508]）。他们对学生有害，他们通过“破坏康德的遗产”[2]将学生引入歧途；他们犯了失常、“胡扯”和剽窃的毛病。叔本华在《附录与补遗》第一卷中，拒绝把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列入他的哲学史长文中——而且不惜在附录中确保读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遗漏（SW5，22f[PP2，23f]）。

在他的三个唯心主义对手中，叔本华对谢林的态度最为矛盾。他常常以相当敷衍的方式否定费希特，而黑格尔则是他纯粹而自信的仇视对象，每一次对他的辱骂都没有什么细微的差别。相比之下，叔本华与谢林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例如，在《充分根据律的四重根》中，黑格尔是“彻底的可鄙”[3]，而谢林只是一个“无耻的、狂妄的废话连篇的人”（SW1，11-12[FR，16]）。

叔本华在他已出版的著作中，在其典型的谩骂里穿插着对谢林偶尔的和谨慎的赞扬，在《PP1》中称谢林“绝对是三个[唯心主义者]中最有才华的一个”（SW5，26[PP1，25]），甚至在《附录与补遗》第2卷中宣称，“......谢林站在康德的肩膀上，说了很多不错的话，值得记住”（SW6，118[PP2，102]）。在同样的讨论中，他承认谢林的一些科学见解是有价值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这种矛盾关系的一些特点：叔本华与谢林关系的性质，以及一些偶尔的恶毒的可能动机。我们认为，叔本华对谢林所持的暧昧态度，可以用叔本华尴尬地意识到他的计划与在多大程度上与谢林真的相似来解释。同时，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他与谢林的主动疏远的恶意（以及他经常用贬义词来描述他邪恶的孪生兄弟），我们就可以阐明叔本华形而上学的一些独特之处。

一、影响的焦虑

近来的学术研究对叔本华和谢林的同代性给予了一些应有的关注。[4]对他们的同时代人来说，谢林是叔本华的一个明显的参照点。事实上，几乎所有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早期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相似性，这种比较令叔本华感到愤怒。[5] 第二篇评论对叔本华对谢林的敌视表示特别惊讶，因为它的（匿名）作者声称叔本华的主要思想只是谢林主题的翻版。著名哲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的另一篇评论指出，叔本华在一个方面与谢林很接近，即叔本华对谢林的批评也适用于他自己——陷入超验的形而上学思辨，而不是停留在康德建立的知识范围内。[6]然而，另一位评论家仅仅是被叔本华对谢林的侮辱性语言所激动，指责这“不符合一个学者的身份”[7]。

叔本华对有人说他的核心哲学见解是谢林预见到的感到特别恼火，谢林在他的中期著作中（大约1809-1813年）发展了意志作为现实的超感性基础的形而上学，并在1809年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一文中写道：“意志是原初存在。”[8]我们从叔本华的笔记中得知，在1818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卷出版之前的几年里，他特别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在PP1中，他对谢林关于意志之首要性的洞察预见到了他的哲学的说法有三点反驳，每一点都值得考察。

叔本华的第一个策略是否认从谢林的思想到他自己的思想有任何直接的亲缘关系——但两者都受到康德的共同影响——因此任何明显的相似之处都可以这样来解释。

我的哲学扎根在康德哲学里，尤其关于验知性格和认知性格的学说.....[而]只要康德稍为清楚地说起自在之物的时候，意志就总是隔着一层纱幕而呼之欲出...... [因此]我的哲学只是把康德的思维和思路进行到底。所以，如果费希特和谢林的那些同样是从康德哲学出发的哲学观点，让人看见点点康德的基本思想的痕迹，那我们不必大惊小怪，虽然这些痕迹在出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次序、连贯性和贯彻始终可言。因此，那些痕迹只是我的学说的预兆、幻影。(SW5，142[PP1，122])

然后，他发展出了一条出人意料漫长的、丰富多彩的幻影清单，来说明这种预兆的概念，并促使他提出这样的主张：虽然谢林的思想预见到了叔本华的思想，但叔本华却对这些思想享有优先权。

关于这一点，大致上可以这样说，在每一个伟大真理被发现之前，有人对这个真理会有某种预感、某种猜想、某种如在雾中的模糊不清的形象，而且是一种试图要把握此真意而又无法成功的尝试......然而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这一真理的发现者，他透过其理据认识了这一真理......虽然在很久的过去或当代，有人会在某一时刻半意识地、几乎是说梦话似的说出了只言片语的真理......但这意味着就算那有着“同样多的字词”，也并不就是有了比“同样多的字母”多得多的东西。这就好比一样东西的发现者，只能是认出这样东西的价值，把这个东西捡起和保存起来的人，而不是曾经偶然捡到这个东西而又随手把它扔掉的人。或者正如发现美洲的是哥伦布，而不是因船只失事、最先被海浪抛到那里的水手。SW5，142-3[PP1，122]）

最后，叔本华列举了一系列优先考虑意志而非理智的古老思想家，以证明这一思想也不是谢林的原创——谢林甚至不是这个新大陆上的第一个遇难水手（SW5，143[PP1，122]）。（叔本华在《自由论》一书的旁注中，指责谢林是派生的，但另有其来源：整篇文章“几乎只是对雅各·波墨的《大神秘》的重铸，其中几乎每一句话和每一种表述都可以被认出来”[MR2，354]）。

叔本华的论点在这里非常奇怪，它与弗洛伊德关于裂壶的著名笑话的逻辑有一些相似。“我是原创的，而谢林不是。”首先，哥伦布的比喻是没有说服力的——用一部精雕细琢的哲学著作比较那种半意识地结结巴巴的说出一个可能会失败的想法，因此成为遇难者的人，这并不合适。但更重要的是，遇难者与哥伦布之间的双向关系并不容易延伸到康德、叔本华和谢林三方之间的关系。叔本华似乎是在论证他对于谢林的原创性，对于康德的非原创性。康德在这个奇特的比喻中，要成为国家，而不是航海者；要成为真理的源头，而不是追求真理的人。

叔本华希望读者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即使他的论点并不明确。谢林不是偶尔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的优秀思想的真正拥有者。这个荣誉，不同程度地归于康德、叔本华本人和雅各·波墨。但是，这个结论与叔本华在描述谢林的哲学计划时坚持使用的一套独特的侮辱性语言是一脉相承的。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叔本华的侮辱并非简单的毒镖，事实上它是凝聚在一个具体的批判性判断上：谢林自己没有说出什么。他的思想（当它们真正是他自己的思想时，而不是因他的无能而借来的）是空洞的、无意义的、吹满空气的，是一个真理的微弱或反常的回声，缺乏意义和实质。

但这些飞镖虽然有毒，我们却可以推测，它们强烈的情感是另一种形式的影响的焦虑的结果。叔本华不仅担心他的哲学并不像他明确希望的那样具有原创性——他常常以讲述历史故事为荣，将自己插入哲学大师的谱系中，而忽略了他的同时代人——但他也可能担心他在做的正是他批评谢林所做的事情，这是弗洛伊德式的投射的一个典型案例。具体来说，他可能担心，他对谢林利用理智直观作为进行形而上学的手段的攻击也可能适用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毕竟，两者似乎都在寻求超越经验而达到自在之物。要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跳出叔本华对谢林的侮辱，更仔细地看一看叔本华对谢林的控诉的实质内容：第一，他对谢林形而上学的批判，第二，他对谢林的认识论的批判。

二、实质性的批判：形而上学

叔本华对谢林的哲学有许多实质性的批评，但大多数批评都集中在这样的观念上，即谢林越过了康德建立的认识论界限，非法地将表象形式应用于充分根据律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特别是应用于自在之物。叔本华在对谢林哲学的旁注中，记录了对谢林1800年的《先验唯心论体系》的解读的这种反应。

在康德出现之后，人类心智最疯狂的过激行为之一，就是它有可能根据空间和对其他经验有效的法则来推定证明，那据说是一切意识的超感性基础。对它来说，经验是首先可能的。 (MR2, 384 -85)

与此类似，叔本华对（1809年）《自由论》一书这样写道：

一切都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人的现象性的时间表象的基础上，有某种东西在时间之外，也在现象的所有条件之外。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些条件应用于那个东西本来正确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畸形。 (MR2，353)

在叔本华看来，这种说法最虚假的一面是那种绕过知性的分离的理智能力，即理智直观的能力。叔本华把理智直观看成是一种廉价把戏，是代表理由的秘密证据，是一种无法验证、无法训练的特殊感觉。“这就是费希特和谢林躲避一切论证的壁垒；他们断言，他们看到了除了他们和他们的团伙之外没有人看到的东西”（MR2，381）。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论述理智直观的问题，但叔本华反对理智直观的伟大证据是，他从这种对形而上学真理的直观把握的结果中发现了一种仅仅是现象知识结构的再现，甚至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发现了更糟糕的东西：“他们对超验自我的行动方式的观察[取自理智直观]是错误的，这从他们把这种行动方式描述为按照经验自我的规律发生就可以看出”（MR2，381）。

据此，谢林对形而上学现实的所谓描述，只是对经验现实的炒冷饭式的复制。与他自己的方法(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一点)相反，叔本华指责谢林 “秘密地把形而上学事先从经验科学中抽象出来，然后......先天地找到它后天学到的东西”。(SW4，2[WN，323])。[9]叔本华将这种同样的批评形式应用于谢林的伦理学证明，叔本华认为，谢林的伦理学证明暴露了他对超验领域与经验领域之间的关系的误解。虽然承认人的本质独立于时间性，但谢林还是将变化归结于人的本质：他“讲到惩罚是灵魂行为的结果，讲到灵魂的未来状态等等。简言之，他把整个世界呈现为一个符合有限法则的事件，一个从上帝的行动中流射出来并具有最终目的的事件”（MR2，376）。

叔本华对谢林早期的同一哲学的批评，是基于谢林把主客二分这一表象意识的特性（规定的特性）引入自在之物的超验领域。谢林的哲学计划涉及到先天地从一个基础的绝对同一性中推导出意识的主观世界，其次推导出自然的客观世界。 “我们意识的基础，它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是由哲学试图把它提到法则上来‘解释’的，根据这些法则，它必须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但这些法则从哪里来呢？来自知性！” (MR2，378)。当谢林把知性的概念全盘地引入到超验领域——比如因果关系的概念，更一般地说，时间性和变化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从主体把握客体的需要中派生出来，反之亦然——又把知性的概念加以修改，以表明形而上学的独特性——比如他提出绝对主体、无对象的主体的思想，叔本华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同一哲学并没有为谢林提供哲学资源来发展和阐明一个恰当的超感性概念。再一次，谢林试图用理智直观（或理性直观，叔本华有时这么称呼）的魔法解决这个问题，叔本华对此作出了回答：

我对这种方法的知之甚少，但也还知道它是依靠各种形式的充分根据律进行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成功地超越经验]。由于理性直观已经完全超越了我，所以我放弃了这种构造所包含的深奥智慧......事实上，这种比喻竟真实到这样，以至于——说来奇怪——每当有人在传授这种深奥智慧时，我仿佛只能听到可怕的、乏味至极的夸夸其谈。 (SW2，31[WWR1，48])

此外，叔本华还暗示，理智直观不仅是经验在超验上的投射，而且还投射了一种特殊的宗教形而上学，从而将他的批判与康德的批判联系起来。例如，他把谢林的“绝对”的主客体统一描述为“可敬的[ehrwürdig]”(2:30)，并把谢林哲学摊开的记录(与他的“理智直观”的私人解脱相对照)称为“异教徒[uns Profanen]”(2:31)可以获得的东西。我们将在后面回到这个重要的问题上。

在他的中期体系中，随着《自由论》一文的发表，谢林已经放弃了作为主客体同一的绝对者的概念，而采用了形而上学的原初意志概念，它扮演着上帝的物质“根据”的角色。叔本华对这一举动的评价有限。“谢林自己后来也意识到，形而上学的问题不能通过强硬的断言而被否定， [并且]他在他的自由论中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尝试。” 但叔本华绝不认为谢林已经克服了方法论上的困难，他把这篇文章描述为“一个单纯的幻想，一个荒诞的故事”（SW5，29[PP1，28]）。在BM中，叔本华告诉我们，《自由论》一文的主要部分：

......是一份关于上帝的详细报告，该文的作者先生透露他对这位上帝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甚至向我们描述了他的诞生，只有一点遗憾的是：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他是怎样达到这一步的。 (SW4，84[FW，99])

尽管叔本华的批判性关注并非毫无价值，但这似乎并不值得他表现出那样强势的谩骂。关于谢林非法地把先验范畴应用于超越经验的抱怨同样可以向康德提出，正如叔本华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他严厉地谴责康德断言自在之物以感觉“影响”主体，而感觉是认识的质料。这种推论是以因果律为基础的，而因果律的正确作用范围是在经验内部，而不是在经验和自在之物之间（SW2，516-17[WWR1，463]）。康德当然也会被指控将神学教义走私到形而上学中。因此，这个错误本身并不能解释叔本华批判的恶毒。

但是，更重要的是，根本不清楚叔本华是否拥有与理智直观不同的资源来发现和阐明经验之外的东西。叔本华在他的笔记中，在拒绝谢林的理智直观之后，在康德的物=x（即自在之物）的背景下，写道：

与此[x]相反，真正的，也就是说批判的哲学家在理论上应该做有德行之人在实践上所做的事情。因此，后者并不使通过他的感性本性而附着在他身上的欲望成为一种绝对的欲望，而是遵循他内心的更好的意志，而不把它与这种欲望联系在一起，例如与报酬联系在一起，从而只相对地而不是绝对地想要好的东西。同样地，真正的批判哲学家把他的更好的知识从经验知识的条件中分离出来，而不把这些带入前者的知识中（就像感性的人把他的感性的快乐带入乐园一样，因为他自己不喜欢没有这些快乐而进入这个乐园）。他不把这些作为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就像感性的信徒把奖赏作为通往美德的桥梁一样）。相反，他冷酷无情地抛开了他的经验知识的条件，满足于已经把更好的知识和那其他的知识清楚地分开，并且已经认识到他的存在的双重性。 (HN2，328[MR2，3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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