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西耶-公理异端：拉鲁埃的非哲学（一）

目录

哲学即决定 ▹

单边二元性 ▹

决定之公理中止 ▹

最终实例定夺 ▹

理论与实践的非哲学同一 ▹

非哲学的现实与偶然 ▹

抽象的代价 ▹

Bibliography of works by laruelle ▹

注释 ▹

作者：Ray Brassier（2003）[1]

评估哲学原创性至少有两种方法。最了然的是看哲学家的思想（thinks）。除了就存在、真理或知识之本质提出新颖的哲学论点之外，哲学家还可能就历史、艺术、道德、政治等提出新的主张。另一种评价独创性的方法是从哲学家的思维方式（how think）角度进行评价。有些哲学家最显著的创新主张并不在于其思想内容，而在于其思考方式。他们提出从根本上改变哲学的方式——革命性的突破，一个新的开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也许是最著名的例子，但弗雷格或罗素等人也值得一提。他们所谓的创新，细究起来可能是伪革命的，或本质上是保守的，这在这里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宣称要实现哲学方法之彻底变革，重新确定哲学的形式手段（formal means）与实质目标（substantive aims）。因此，他们的所思所想，其新颖性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思考。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哲学家对历史、自然、艺术或政治提出的任何实质性主张，只能根据他们声称在哲学思维形式层面上所带来的革命性创新加以评价。

有人会反对说，这完全是肤浅的区分，欧洲传统中的经典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比例将原创性之两个层面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作品将或多或少的形式创造性（formal inventiveness）同或多或少的实质创新性（substantive innovation）结合在一起。当然，黑格尔主义者或德勒兹主义者会很快指出，在黑格尔或德勒兹那里，形式上的创造与实质上的创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海德格尔主义者或德里达主义者同样会很快指出，海德格尔或德里达在详细的具体分析中加入了强大的抽象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是无法映射回这种笨拙的形式/内容之图式（form/content schema）中的。 然而，尽管笨拙，尽管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例外或反例，但这一公认的简单化图示仍然有用，只要它为我们提供一个基本框架，据此开始衡量一位思想家的独创性，而这位思想家确实称得上是当今欧洲最重要的无名哲学家：弗朗索瓦-拉鲁埃（François Laruelle） 。

拉鲁埃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很可能是欧洲哲学家中第一位在其作品中以形式创新之名义而全心全意地牺牲掉实质创新的人。这是一种恭维的措辞，即与其更为杰出的同行不同， 拉鲁埃不仅没有对存在、真理或知识提出新颖的哲学主张，而且对历史、伦理、艺术或政治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至少在他自己尤为抽象的理论装置之参数外，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他的作品中完全没有哲学家惯常地用以满足公众 "具体化"胃口的那些 "实质性"花边。拉鲁埃曾调侃道："给我举个例子，我就放弃这本书。"

事实上，他的思想是在抽象层面上进行的，有些人会因此而感到沮丧，有些人则会因此而兴奋不已。那些认为形式创新应服从于实质创新的人无疑会对拉鲁埃的作品产生反感。而那些认为将形式发明从实质创新之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改变后者，这一切在哲学上仍然是一个值得挑战的问题的人，很可能会认为拉鲁埃的著作令人振奋。无论反响如何——是抵触抑或着迷——拉鲁埃都无动于衷。抽象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以换取方法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有望扩大概念的可能性，而这远远超出哲学之新颖性的资源。

因此，拉鲁埃的重要性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他发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当然，拉鲁埃所说的 "新"是指 "哲学上前所未有的（philosophically unprecedented）"。但是，拉鲁埃所说的 "哲学上前所未有的 "并不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或胡塞尔等哲学革命家所说的意思。比起革命，拉吕埃勒更喜欢异端。哲学革命是为了哲学本身的最终利益而对哲学进行的改革——在哲学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存在着哲学上的利害关系——而异端则是在没有任何哲学之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对哲学的利用，为哲学提供一个规范性的定义。这并不是说，拉鲁埃对哲学的异端使用是建立在拒绝对哲学进行定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与玩世不恭的罗蒂实用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恰恰相反，拉鲁埃的异端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哲学上冷漠的——也就是非规范的（non-normative）——哲学本质之定义。

与革命者一样，异端拒绝接受任何以诉诸哲学传统权威为基础的哲学定义。但是，革命者往往会颠覆传统，以重新激活哲学本应独创、发源但却遭受遮蔽的本质（essence），而异端者则不同，他的出发点是一种冷漠，这种冷漠中止了传统，建立了一种哲学上冷漠的（disinterested）哲学本质定义，或者，拉鲁埃更喜欢说的是，哲学之同一（identity）。这种对哲学的淡然认同导致了拉鲁埃所称的哲学之非哲学使用：哲学的使用在构成上仍然与规范哲学实践的准则或目标格格不入。事实上，”非哲学（non-philosophy）"是拉鲁埃对他所发明的，哲学上"前所未有的"或异端的哲学实践的称呼。

尽管有这样的名字，但这既不是 "反哲学"，也不是 "哲学终结"这一老生常谈主题的又一变体。它不是解构主义的最新变种，也不是后哲学实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非哲学乃哲学的一种理论实践，它以超越公理的方式进行，产生的定理在哲学上是不可解释的。之所以说 “不可解释（Uninterpretable）"，是因为拉鲁埃坚持认为——对其作品的反应似乎也证实了他的观点——非哲学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就像非欧几里得几何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家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一样。 因此，拉鲁埃建议将 "非哲学 "表述中的 "非"理解为类似于 "非欧几里得几何 "表述中的 "非"： "非欧几里得几何"不是对哲学的否定或否认，而是中止了一种特定的结构（相当于欧几里得关于平行的第五条公理的哲学结构），拉鲁埃认为这种结构构成了传统的哲学实践。一旦这种结构被中止，就会出现新的思想可能性，而非哲学则是这些哲学上不可逆转的可能性的索引。

因此，如果说非哲学可以与后现代实用主义者的 "超市手推车 "哲学方法形成对比，在后现代实用主义者的 "超市手推车 "哲学方法中，哲学消费者的个人偏好是在相互竞争的哲学中做出选择的唯一标准， 现在，学术界被视为一种知识超级市场，但它并不是另一种理论创新——最新的时尚、下一件大事——而是一种将哲学实践本身变成永无止境的发明创造的手段。

这种做法怎么可能？为什么必须这样做？这种扩大思想可能性的做法有什么价值？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哲学即决定

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拉鲁埃几项颇具争议的主张中的第一项：在每一次哲学尝试中，都有一个单一的、跨历史的不变因素在起作用，无论是休谟还是海德格尔，无论是笛卡尔还是德里达。拉鲁埃将这一不变因素称为 “哲学决定（the philosophical decision）”。决定之结构是一种形式语法，支配着哲学之可能性。然而，哲学家们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严谨，而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哲学之超反身性（hyper-reflexivity）阻碍了其识别自身的决定形式。决定无法被反身地把握，因为它是哲学的构成性自反要素。将决定确定为哲学化之本质，这种确定，这种识别（identification），其预设是对——作为哲学之要素的——独断反身性（thetic reflexivity）所采取的非反身视角或（用拉鲁埃的话说）非独断（non-thetic）视角。

这就是为什么非哲学不是形而上学/元哲学的——哲学通过其构成性的反身性或镜面性（specularity）已然是形而上学的了：每一种名副其实的哲学都包含着（不管是默示的还是显示的）哲学之哲学。非哲学并非哲学之哲学，而是哲学之异质实践；它剔除了决定所固有的镜面反身性维度。同样，由于哲学镜面性是决定结构的一个功能，只有从哲学的非镜面，即非决定的角度，才有可能确定、识别决定结构，而决定结构正是镜面性之条件。但是，为了理解这种非哲学视角对于非哲学家来说不仅是如何可能的，而且是如何已经开始运作的，我们必须理解决定是如何运作的。

决定在最小程度上存在于（consists in）一种破裂/分离行为，这种分离将两个术语分开：一个受约的[conditioned]（但不一定是知觉[perceptual]的或经验[empirical]的）材料及其——作为先天（但不一定是合理的）事实（a priori faktum）的——条件，两者都被设定为在一个综合统一体（synthetic unity）中，并通过该综合统一体而被给定，在这个综合统一体中，条件与受约、材料同事实结合在一起。因此，哲学家设定了一种构合结构，这种结构将受约的（即被给定的）材料与其条件（即其被给定性）立即结合起来并加以区分，前者是知觉的、现象的、语言的、社会的或历史的材料，后者则是作为先天事实的条件（即其被给定性），通过这种先天事实，材料才被给予：例如，感官、主体性、语言、社会、历史。

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结构是如何立即独立于其所同时连接和区别的两个术语的，而又是如何同这两个术语密不可分的。它是一个基本的分式（fractional）结构，由两个被区分的术语及其差异——作为第三个术语——组成，而这第三个术语同时对于这两个术语而言是固有/内禀（intrinsic）的和外部（extrinsic）的、内在（immanent）的和超验（transcendent）的。因此，对于任何哲学上的区分或二分（dyad），如先验/经验、主体/实体、存在/存在者、延异/存在，这个区分既固有又内在于被区分的术语，同时又是外部的和超验的，因为它被认为是构成两个术语本身之间的差异的基础。这种划分同一个内在未分密不可分，这种内在未分保证了二分耦合之差异-中-统一。（For the division is inseparable from a moment of immanent indivision guaranteeing the unity-in-differentiation of the dyadic coupling.）

其结果是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相关术语之耦合亦乃其分离——例如： 纯粹的综合，作为先验与经验的（分离）结合（康德）；自我关联的否定性，作为主体与实体（substance）的（分离）结合（黑格尔）；视野上的绽放（horizonal ekstasis），作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分离）结合（海德格尔）； 延异（différance）作为档案文本与符号化在场的（分离）结合（德里达）；差异作为潜在与实际的（分离）结合（德勒兹）——这种（分离）结合仍然由它被认作条件的两个术语共同构成，因此隐含在这两个术语之中。由于它被设定为在受约的（conditioned）材料与条件化的（conditioning）事实之间的直接区分中，并通过这种区分而被给定——而这种区分恰恰是其本应构成的——因此，这种结构在其所构成的材料（datum）中，并通过其所构成的材料，将自身预设为给定的(given），并在作为该材料之条件的事实中，通过事实，将自身设定为先天条件或给定性（giveness）。

因此，由于条件（condition）、受约（conditioned）之分离同时也对它们的结合而言乃外部的和固有/内禀的，哲学决定的一切时刻皆乃自我设定的（self-positing）（或自动设置的）和自我预设的（or auto-donational）：一个受约的材料是由于通过某个条件化的事实（conditioning faktum）而先天地被设定，从而被给定的，反过来，某些条件化的、情势中的事实，是因为它已经通过那个材料而被预设为条件化的，依此类推（some conditioning faktum which is in turn only articulated as conditioning in so far as it has already been presupposed through that datum, and so on）。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的结构是循环的，因为它已经在它所阐述的任何现象或系列现象中预设了自身。因此，有人怀疑哲学能够解释一切，却也什么都解释不了，因为解释者，其结构——决定——已经在有待解释的东西中，即要解释的一种或多种现象中，预设了。然而，严格说来，"决定 "的结构与其说是一个圆，不如说是一个莫比乌斯带——但在这个结构中，连接莫比乌斯带之内外两面并使它们顺利地相互流动的那个扭折，也是一种断裂、切割或分离，其尺寸既大于又小于、既超过又不足于莫比乌斯带之对立界面的内在维度。

这种分形循环，这种自动定位和自动奉献的结构，构成了哲学固有的反身性或镜面性特征。它保证了万事万物皆有可能被哲学化，也就是说，都有可能成为决定性磨坊的研料。因此，如果哲学化（尤其是以 “欧陆 "的方式）仍然是解释策略之松散组合，而非严谨的理论实践，那是因为决定之镜面性确保了世界仍然是哲学的一面镜子。对世界的哲学化成为了哲学自身无休止的自我阐释之借口。既然解释是天赋的而非严谨性的作用，那么多种互不相容却又不可调和的解释，只会使哲学那自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的镜面性永久化。绝对的镜面性滋生了无穷的解释——这就是哲学思考实践的准则。

单边二元性

此外，如果说万物皆可哲学化，那么对于后康德时代的欧洲哲学而言，最迫切需要哲学化的就是哲学同其他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哲学与哲学外（extraphilosophical）之间的差异。欧陆哲学就是靠这种自身与具体的、想象中的他者（科学、宗教、神秘主义、伦理、政治、美学，甚至——倘如此，则必然可谓绝望的征兆——“惯常[the ordinary]"）之间的差异而生存的。正是因为哲学与哲学外（无论其特征如何）之间存在着一种构成性关系，所以拉鲁埃的 "非哲学"之“非”（ʻnon-philosophy's ʻnon's）表明了对哲学那包罗万象的镜面性的中止，而不是天真地试图对其进行划分或界定——这只会重申一遍决定之姿态。

因此，哲学与超哲学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辩证的（dialectical）（这里的 "辩证 "是指尽可能广义的 "差异"）、 由于哲学所倡导的辩证关系总是一种双边互惠关系（遵循决定的循环逻辑），哲学与非哲学之间的关系就是拉鲁埃所说的 "单边二元性”——"单边二元性（unilateral duality）"，而不仅仅是 “单边性（unilaterality）"。这是一个关键的技术细节。"单边二元性 "的概念是拉鲁埃非哲学事业的核心，必须将其同哲学中广为人知的 "单边关系"概念区分开来： 后种关系在哲学中是众所周知的：X 单方面地把自己与 Y 区分开来，而 Y 却并不反过来将自己同 X 区分开来。各种新柏拉图主义者、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和德勒兹都以不同的方式（隐含地）使用了这种单边性逻辑。但是，在哲学中，X 的单边性总是在哲学主体可利用的增补元层面上同 Y 重新登记为双边关系，哲学主体享受相对于 X 和 Y 的纵览地位，并继续同时看到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因此，X 相对于 Y 的单边性只在 X 和 Y 的层面上起作用，对哲学家来说则不然，因为他通过超越（transcendence）将自己排除在这种内在关系之外。哲学家始终是一个旁观者，他从高处俯瞰一切（术语和关系）。这就是拉鲁埃所说的镜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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