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义的理论（四）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不妨把塔斯基的真理论看作 §2.1.1 所介绍的指称理论的一个变种。回想一下，这种指称理论为语言中的每一个专名指定了该名称所指的对象，为语言中的每一个简单谓词指定了满足该谓词的事物的集合。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结合了一个专名和这样一个谓词的句子，比如

• Amelia 唱歌

这个理论告诉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为真：当且仅当「Amelia」所指的对象是「满足谓词「唱歌」的事物的集合」（即「唱歌者所构成的集合」）中的成员时，这个句子为真。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指称理论意味着：对于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句子，都有一个形式如下的所谓T-语句 与之对应：

• 「Amelia 唱歌」是 （在该语言中）T 的，当且仅当 Amelia 唱歌。

假设现在我们推广了我们的指称理论，从而对语言中的每一个句子（而不仅仅是由一个名词和一个一元谓词组合而成的简单句子）都有这样一个T-语句，那么我们就有了此语言的一个塔斯基真理论。塔斯基的想法是，这样的理论将为语言定义出一个表述「真」性质的谓词「T」；戴维森则是反过来，他认为我们在塔斯基的真理论中发现了「一个完备的含义理论的精巧而有力的基础」。

这一主张令人费解：这样一个「提出T-语句却不显式地关于含义或内容作出声明的理论」，为何应该被视为一个语义 理论？戴维森的回答是，这种理论所提供的知识就足以用于理解语言了。如果戴维森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那么他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论断：语义理论可以采用这种形式。总之，一个懂一门语言的人会知道该语言中表达式的含义；因此，若塔斯基真理论所提供的知识对于理解语言而言是充分的，那么这些知识也应足以使人知道关于该语言中的各表达式的含义的所有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似乎应表述出关于该语言中各表达式的含义的所有事实。

这种语义学手段的一个优点在于它的“节俭”：它不使用前文讨论过的命题语义理论为表达式所赋予的内涵、罗素式命题或弗雷格式涵义。当然，正如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些实体的引入为各种语言结构（linguistic construction）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语义学对策；以及，人们可能会很想知道，「在不使用内涵、罗素式命题或弗雷格式涵义的前提下、为一种自然语言提供上文所概述的塔斯基真理论」是否是可能的。戴维森主义的计划（program）显然要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能否建立这类真理论」仍然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对此的讨论超出了本条目的范围；有一个进入该争论的好路子，即对「戴维森的计划是否为命题态度归属提供充分的对策」的讨论。参见 命题态度记述 Propositional Attitude Reports 词条中对「paratactic account」和「interpreted logical forms」的讨论。（关于戴维森最初对命题态度所作的处理，参见 Davidson 1968；关于进一步讨论，可参见 Burge 1986, Schiffer 1987, Lepore and Loewer 1989, Larson and Ludlow 1993, Soames 2002 等）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放下不管。现在假定这样一类塔斯基真理论可以被构造出来，然后考虑「这种理论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语义」。有两个否定这一点的基本性的理由，Foster (1976) 和 Segal (1995) 分别称它们为外延问题 extension problem 和 信息问题 information problem 。

外延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以T-语句为定理的语义理论不足以导出真正的定理。以下T-语句

• 「雪是白的」（在汉语中）是T的，当且仅当草是绿的。

为真，但是很难说它提供了关于「雪是白的」的含义的任何什么信息。我们想要的本是这样一个语义理论：对于对象语言中的任一句子，都有一个解释性的（interpretive） T-语句——其右手边所用到的句子应当给出其左手边的句子的含义。我们的理论须为目标语言中的任一句话至少蕴含一个这样的T-语句，因为我们的目标在于给出该语言中每句话的含义；并且这样的T-语句不应多于一个，因为理论若可以为对象语言中的单个句子 S 给出多个T-语句定理，那么一个知道该理论全部定理的人仍未理解 S ，因为他不知道这些提到 S 的T-语句中哪条是解释性的。

问题在于，只要一句话有对应的T-语句，那么似乎就有不止一个。对于任意句子 p, q ，若理论蕴含一个T-语句

• S在语言 L 中是 T 的，当且仅当 p 。

然后，由于 p 在逻辑上等价于p∧¬(q∧¬q) ，所以这个理论也将蕴含如下T-语句：

• S在语言 L 中是 T 的，当且仅当 p∧¬(q∧¬q)

如果第一个是解释性的，第二个则不是。于是这个理论蕴含至少一个非解释性的T-语句，而知道这个理论的人并不知道相关的哪些句子是解释性的、哪些不是，因此这样的人并未理解该语言。

信息问题是，即使我们的语义理论蕴含了所有的且仅蕴含解释性的T-语句，这些定理所表达的知识仍不足以使人理解对象语言。因为我似乎可以知道一系列解释性T-语句表达了什么、而无需知道它们是解释性的。例如，我可能知道这个解释性的T-语句表达了什么：

• 「Londres est jolie」在法语中为T，当且仅当伦敦是漂亮的，但仍不知道其左端所提到的句子的含义。[14]右端的句子实质上等价于左端的句子，但在含义上不同，而这个T-语句所表达的事实之为真与此右端的句子相容。这似乎表明，若仅是知道这类真理论所表达的命题，对理解一种语言而言终归是不足的。（关于这些批判的回应，参见 Davidson (1976), Larson and Segal (1995) 和 Kölbel (2001) ；关于对这些回应的批判，参见 Soames (1992) 和 Ray (2014) ；而对这些回应的回应，参见 Kirk-Giannini, Lepore (2017) 。）

2.2.2 内在主义语义学

按某种解读方式，戴维森主义者认为经典语义学的错误在于其对一个逾越指称理论的一个内容层面作出了许诺（commitment）。对经典语义理论的另一种替代方案则更加激进地偏离了这一传统，它认为「心灵-世界」间的指称关系在语义理论中不应扮演任何角色。

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内在主义语义学」——相较于那些将表达式的语义性质定位于它们与外部世界元素的关系的观点。这种语义学的内在主义手段与 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的工作有关（参见 Chomsky 2000）。

很容易看出这种语义学方法拒绝了什么。内在主义者拒绝了一种迄今所讨论的所有方法所共有的一个假设：在给出一个表达式的内容时，我们主要是在指定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关于「该表达式与（我们想用表达式来表达的）世界上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内在主义认为，表达式并不承载任何（在语义学看来）有趣的与世间事物的关系。例如：专名并不指称人们常认为与之相关联的那种对象；谓词没有外延；句子也没有真值条件。在这种观点下，我们能够用句子来表达关于世界的或真或假的事情，也能够用名称来指称事物；但这只是我们所能用专名、句子做的事情之一，而并不是关于「何为表达式的含义」的宣称。

那么，在这个观点看来，什么是含义呢？这个问题最完善的答案由 Pietroski (2018) 给出：含义是对「如何构建某类特殊类型的概念」的指示 (2018: 36) 。Pietroski 所说的“概念”是指某种心智表征。从而，表达式的含义即是对「形成某种心智表征」的指示。

在这种观点下，虽然概念可能有外延，但是自然语言表达式没有。因此，这种思路不只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基础层面拒绝了上述的经典语义理论。

要引出此类方法，不妨关注一下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多义（polysemy）现象。正如 Pietroski 所说：

We can use “line” to speak of Euclidean lines, fishing lines, telephone lines, waiting lines, lines in faces, lines of thought, etc. We can use “door” to access a concept of certain impenetrable objects, or a concept of certain spaces that can be occupied by such objects. (2018: 5)

我们可以用「线」来表示欧几里德直线、钓鱼线、电话线、等候队列、人面部轮廓线、（案件调查中的）线索[15]等。我们可以使用“门”来表达某些不可穿透的物体的概念，或者可以被这些物体占据的某些空间的概念。

于是，「表达式具有能确定外延的含义」的观点的捍卫者似乎不得不认为：「线」和「门」都是像「bank」一样的同音多义的表达式。但这似乎并不可信：当一个人使用「钓鱼线」和「线索」这两个短语时，他似乎是在以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着「线」。（这一点与同音异义的标准例子形成了对比。如「bank」一词既指金融机构，又指河岸）。而内在主义者并未被迫认为这些是一种同音异义，他可以说：「线」的含义是一种对「在一族概念中取得其一」的指示。

关于对语义学的内在主义观点的辩护和发展，参见 McGilvray (1998), Chomsky (2000) 和 Pietroski (2003, 2005, 2018) 。

2.2.3 推论主义语义学

内在主义语义学可以理解为对「语义理论应为句子赋予真值条件」这个经典的语义学假设的拒绝。经典语义理论的另一种替代方案并未拒绝这一假设，而是拒绝认为真值条件应在语义学中发挥像经典语义理论所赋予的那样的基本的作用。

这种替代方案是推论主义语义学。关于经典语义理论和推论主义语义理论之间的区别， Robert Brandom 表述得很好：

The standard way [of classical semantics] is to assume that one has a prior grip on the notion of truth, and use it to explain what good inference consists in. … [I]nferentialist pragmatism reverses this order of explanation … It starts with a prac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good and bad inferences, understood as a distinction between appropriate and inappropriate doings, and goes on to understand talk about truth as talk about what is preserved by the good moves. (Brandom 2000: 12)

（经典语义学）的标准方法是假定一个人事先掌握了真理的概念，然后用它来解释「好的推论是怎样的」。推论主义的实用主义将这种解释的次序反了过来。它从「推论的好与坏」的实践区分开始——这可以理解为对「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的区分，然后将「对真理的讨论」理解为「对「好的推论保持了什么性质」的讨论」。

经典语义理论的支持者以特定的语言-世界的表征关系为出发点，并用这些关系来解释句子的真值条件，进而我们可以用这些真值条件来解释好的推论和差的推论之间的区别。与此相反，推论主义者从区分推论的好坏开始，并试图用推论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在经典语义学中（相对来说）作为基石的表征关系。（我说「相对来说是基石」是因为经典语义学家也可能会继续对这些表征关系进行还原解释，而推论学家则可能会继续对推论的好坏之间的区别进行还原解释。）

正如 Brandom 也强调的那样，经典的和推论主义的语义理论方案的分歧也带来了另外两个基本话题上的分歧。

其一是句子与次句级表达式的语义性质间的相对解释次序（priority）。经典语义学家自然认为：对次句级表达式与其语义内容间的表征关系的解释，可以独立于句子的表征性质（即真值条件）——后者的解释可以由前者构成。而对于推论主义者来说，句子的语义性质必须放在首位，因为推论关系只存在于句子之间，而不存在于句子的次句级表达式之间（如，不可能从一个名称推论出另一个名称）。因此——作为一个例子，推论主义者不借由单称词项（singular terms）与世间事物的表征关系来解释单称词项的语义性质；相反，他将根据单称词项在推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解释其独特之处。（要了解这种策略何以奏效，参见 Brandom 2000 第4章。）

其二是「独立的句子的语义性质」与「句子间的语义关系」间的相对解释次序。姑且说，经典语义学家可以逐一地对句子的含义进行解释，「解释一个句子的含义而不提及其他句子」并无困难。而推论主义者认为：

if the conceptual content expressed by each sentence or word is understood as essentially consisting in its inferential relations (broadly construed) or articulated by its inferential relations (narrowly construed), then one must grasp many such contents in order to grasp any. (Brandom 2000: 29)

如果每个句子或词汇所表达的概念内容被理解为：

（宽松诠释） 本质上由其推论关系构成

或

（狭隘诠释）由其推论关系所表达

，那么要想理解任一内容，就必须理解许多这样的内容。

这有时被称为语义学的整体主义进路。关于对此类观点的优劣的讨论，参见词条 含义整体论 Meaning Holism 。

对于书本级别长度的对推论主义的辩护，参见 Brandom (1994) 和 Brandom (2000) 。 重要的先导读物有 Wittgenstein (1953) 和 Sellars (1968) ， 也可参见词条 Ludwig Wittgenstein 和 Wilfrid Sellars 。关于对推论主义的经典反对意见 ，参见 Prior (1960) 。对于对推论主义传统内的一个著名方案的讨论，参见词条 证明论语义 Proof Theoretic Semantics 。

2.2.4 动态语义学

在阐述经典语义学的不同版本时，我们所谈的许多都是关于句子的。相比之下，我们几乎没有讨论过「交流」或「谈话」。这并非偶然。典型的经典语义学会认为交流或谈话的性质是可以通过解释次序更为靠前的「句子的语义性质」来得到解释的（即使经典语义学家实际上经常认为句子的语义内容对「其所处的会话的特性」是敏感的）。

作为一个初级的近似说法：动态语义学是这样一种语义学手段，它颠倒了这种解释次序。（相比之下，前文的经典理论被称为是“静态”语义理论）。在动态语义学方法中，语义理论的主要目的不是「将句子与命题配对、进而由命题来确定句子的真值条件」。相反，根据这些动态语义学方法，句子的语义值更像是“语境变化的潜能（或者说，势，potential）”——粗略地说，是「用于更新语境或谈话的指示」。

在动态的语境中，上面提出的许多关于「如何最佳地理解语义内容的本质」的问题就转而变为关于「如何最佳地理解语境和语境变化的势的本质」的问题。对于「语义学的动态、静态方法中是否有一者是更有效的」，以及「动态和静态体系间的确切区别是什么」（对此的讨论参见 Rothschild, Yalcin 2016），都存在争议。

「动态语义学与经典语义学之间的关系」与「经典语义学与其我所讨论过的其它替代品之间的关系」不同。经典语义学的其他替代方案拒绝了经典语义学的一些核心特性——例如：指定一些实体为含义；或是认为「含义中心地（centrally）关涉于词与世界的关系」。相反，动态语义理论可以看作是经典语义理论的一种扩展或推广，它可以采用许多相同理论体系的修改版。

这一传统下的基础性工作包括 Irene Heim 的 「文档变换语义学 File Change Semantics」 (1982) 和 Hans Kamp 的 「 话语表征理论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关于这一经典语义学替代品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细节， 参见词条 「 动态语义学 Dynamic Semantics」。 关于对动态语义学的批判性讨论，参见 Karen Lewis (2014) 。关于动态、静态语义学间究竟有何者程度的竞争关系，参见 Stojnić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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