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然观的历史演变
人类的自然观从古至今有三大类型,第一种是古代的有机自然观,第二种是近代机械自然观。最后一种是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自然观。
有机自然观普遍存在于各种文明之中,是早期人类的直观性思维只能通过表象来把握世界,对于整个自然无法整体把握,于是通过表象进行类比外推的方式得以呈现。
这种自然观有着两个特点,
1、他是经验性、直观性
2、它具备一种不自觉的的有效性
这一点在中国哲学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说中国的中医,他的核心思想就是这种有机自然观的外推。整个世界被设想为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一般来说,天人关系,是由人的特点外推给自然。整个天人关系被儒家设想为一种道德关系,譬如说春天百木盛开,是为仁。夏天是为礼。
整个实践活动都是建立在这种自然观之上。譬如说,中医认为,红糖性热。原因在于,红糖像火,但是实际上红糖和白糖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红糖多了一点杂质。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种很粗疏的认识,并不代表他无用,或者无效。他仍然是有效的,在那种实践水平下,仍然维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中西医之争纯属荒唐,因为这并不是民族、地域之争,而是实践水平的不同,两者维持不同的生存状态罢了(就好象重病下猛药,中医之所以没落,恰恰是人所生的病变重,没有必要为现代医学取代中医而沾沾自喜)
包括早期西方哲学,泰勒斯的水、甚至恩培多克勒在探讨动力问题,都用爱恨来指代。
这种粗疏的有机自然观,直到亚里士多德有所改变。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四因说,把质料和形式严格划分,质料成为一种被动,消极的东西。而形式决定质料,形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动因。
而这样的划分,显然有一种把自然设置为某种人工的因素,从而导向了基督教的道成肉身之说,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工匠。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可以说支配着整个西方哲学,甚至在西方哲学这个思路上运思,就不得不走向亚里士多德。包括康德的认识论都是在继承着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人类哲学史上第二种自然观,是所谓的机械论的自然观。
这个自然观是在基督教的批判上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给人类历史影响重大,基督教首先把自然降格为一种人类得以实践的存在。由于自然是上帝所创,他就不具有古希腊时期那种蒙昧的神圣性质。不管承认与否,基督教在表观层面,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基础(因为底层并不是与基督教无关)。
而一旦把上帝抽离,原来的自然就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存在,上帝仅仅是一个创造者,然后他就不管了。同样这也是一种类比,他是把工业文明的大工业生产类比给自然。整个宇宙被设想一种机械运动,被机械因果律所掌握的世界。人类在这里与他物并没有什么区别,人是机器是也。但是,在牛顿力学突飞猛进之时,两朵乌云撕破着牛顿力学的神话(实际上应该是三个科学理论)。
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为了解决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建立了两大批判,而为了弥合两大批判的缺陷,又写了第三大批判。在第三批判中,他提出人类可以运用一种合目的性的方式看待自然,尽管自然本身并不是有机的,但是可以被看成有机。
在这个思想的启发性,德国古典哲学开启了一种复活古代有机论的思想。其中以谢林和黑格尔为先导。在他们看来,自然界呈现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黑格尔认为,自然是绝对精神异化的产物。此时绝对精神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因此自然看似没有精神性。但是实际上,整个自然是隐藏着精神,合目的性的发展,指向人类精神的出现从而扬弃自身,从自然哲学走向精神哲学。
一方面自然是精神的外化,并以精神为目的,以概念才得以统一,而这种统一只能通过思辨的方式才能把握。尽管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被自然科学家所鄙夷,但是他确实开创了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
而真正把机械自然观彻底清除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达尔文那里,生物的演化过程并没有服从机械性的力学。从单细胞生物逐步发展为各种高等生物,显然不是机械论能够解释的。
另一方面,量子论和相对论给传统的机械论给予了致命一击。
机械论世界观的基石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在这种时空观中,上帝是一种凌驾于一切的观察者(这里的上帝的含义不再是简单的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而是一种全能的观察者),因此人和上帝是不平等的,两者并非平等的认识主体。
但是狭义相对论以光速的绝对性作为基石,所得出的是时间和空间是相对于主体,上帝不再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上帝被降格为与人一样的观察者。
而量子论进一步认为,在微观领域,必须考虑仪器对微观对象的影响,如此一来,上帝在宏观和微观上的地位都被粉碎了。
同时他对旧唯物主义产生了致命一击,外部世界真的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着?显然,实验结果并不利于唯物主义。
换言之,当我们探讨对象的时候,也不得不把主体纳入进来进行讨论,不存在与人无关的外部世界。
最后,我们就需要入正题,即马克思的实践的自然观。
马克思认为,自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也不能从消极、被动、直观意义上看待自然,而是必须从人化的形式中加以考虑,也就是必须把主体纳入进来进行考虑。
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世界不是自始至终就如此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显然,这种看法,与我们所看到的马哲教科书大相径庭。
马克思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把世界分成自在之物和现象界,康德的先验范畴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工具体系,工具体系和主体将杂多对象进行整合,就好比先验自我借助于范畴对杂多进行统一为概念和判断一样。
2、人化自然
那么,马克思是不是也会陷入康德式的二元论困境呢?
首先,按照实践论的自然观,我们所能谈论的是人化自然,我们的一切认识是建立在实践上,他不可能脱离实践,探讨一个不以人意志而转移的客观世界。
在人类历史的原点上,人和自然是对立的。当人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也意识到外部世界的不合目的性,为了让他合目的性,就需要改变外部世界。
此时的目的是主观性,也是抽象性,为了超出世界的抽象性和目的的抽象性,他就必须把目的具体化,让他成为有限的形式。
他首先要借助一种中介,也就是物质生产工具,目的借助于中介进入外部世界,此时目的被具体化和有限化。此时目的被中介化和客观化,成为执行的计划或方案。
但是计划仍然没有成为现实,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扬弃,人类需要一种力量让目的真正进入外部世界。这种力量就是他的本身的自然力,这就是人类的劳动的过程。
人类要求自然服从的目的,不是那个主观性的、抽象性的目的,而是被客体化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机体器官也被中介化,被赋予某种合目的性,使得产生一种定势。人类的活动又被囚禁于这种定势之中。(譬如说手用来抓,而不是用来爬)
目的的实现只能在社会化的人类活动才能实现,社会也是一种中介,社会一方面成为了人目的实现的客观保证,另一方面又限制着人的自由。因此社会一方面要承担个体的自由的压力,另一方面要承担自然不合目的性对人类存在的压力。
所谓人化自然,便是被赋予了合目的性的自然。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 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 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既然有人化自然,便有不合目的性,没有被人的实践所赋予的自然形式,这也就是自在自然,对于自在自然,人类没有任何认识可言,他约等价于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他是人类活动和认识的尽头。
那么,他与康德的自在之物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自在自然是存在的,他是被人为设定其存在,除他存在之外,我们对他无从了解。
其次,自在自然是可以转变为人化自然被人所实践,进而在实践中得以认识。
并且,人化自然是实在的,而不是现象界。
我们并不知道自在自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只是一种未被规定的东西,尽管人类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可以把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但是原则上我们无法对自在自然有超乎人类认识的认识。
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谁都知道,人类诞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上百亿年,怎么能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呢?
原因在于,人类对于人类之前的世界,我们并不是直观到的,而是借助于人类特有的认识中介进行认识到,这使得也不得不纳入到主体的因素在其中。
3、人化自然的三种形态
人化自然由人类活动所造就,结构与人类有关。一般说来,人类活动包括目的、对象和中介。
首先,我们来看目的,目的有所谓有限的目的和无限的目的之分。
无限目的指向人类的终极自由,而有限目的是这个无限目的的有限实现。
因此就存在追求有限目的的活动和无限目的的活动。
其次,人类的中介也可以分为实在的中介和象征的中介。前者以工具体系为代表,后者以概念体系为代表。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出四种组织方式,
1、实在的有限目的的活动
2、象征的有限目的的活动
3、实在的无限目的的活动
4、象征的无限目的的活动
其中,第三种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被排出的。就剩下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实在的人化自然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观念的人化自然
第四种,就是所谓的审美的人化自然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实在的人化自然。
他是由人类的实践缔造的,他的目的是有限性,是为了主体的具体目的进行的,他仅仅以主体的尺度来看待事物,让他合乎主体的需要。为了实现目的,必须扬弃直接的有限目的性,也就是借助于中介,将目的通过劳动工具实现出来。
工具就成为一种超越主体的客观性,目的的实现要服从于工具的规律,工具就延缓了目的的冲动。而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化自然最直接的体现,从产物来看,他与其他物没有区别,但是从实践来看,他是被目的化的存在。
人类和外部自然耦合为一个新的有机体,外部自然成为了人的无机身体,而人则借助于自然物变成了他的器官。
其次,是观念的人化自然。
观念的人化自然是通过概念体系来把握世界的方式,他以概念来实现一种实现有限目的。这就形成了理论思辨的活动。
而概念体系是象征着实在之物的,他是对于客观存在的规律的表达,他从表面上不再追求合目的性(实践活动是极其功利,而哲学似乎就清除了这种功利性),而是体现为追求世界的必然性(逻各斯)。
主体对对象不再是功利主义了,而是处于静观状态,通过概念体系和工具体系分别造就了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
在思辨活动中,人们只满足于象征的把握,他使得人类活动突破了实在的有限范围,试图把理智普照于世界万物。
在实践活动中,工具的质料和形式是贯穿在一起的,而在概念体系中,彻底将两者分离出来,并且将形式脱离为一个独立王国,将其彻底抽象化。
这种纯粹形式性,使得产生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但是实际上与实践息息相关,因此这种价值中立只是表观性的。
从本质来说,这种纯粹形式的思辨,是对工具普遍性的抽象。
最后一种是审美的人化自然。
在这里指向的是无限的目的,也就是终极自由,实践活动只能有限地实现自由,于是实践的有限性与目的的无限性构成了矛盾,理论活动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理论是用来实现目的的。
最终以艺术活动来解决,在审美中,试图指向那个终极的自由,通过这种象征性弥补了实践和理论的不足。此外,审美活动把人类所遭受的焦虑以美的方式升华出来,从而让人陶醉其中,来弥补这种焦虑感。
因此在宗教上,审美以向往天国方式出现,在非宗教上,以一种逍遥游的方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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