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又进行了统一台湾的斗争。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明天启元年(1621年),台湾被荷兰人侵占。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康熙则把台湾与祖国大陆重新统一起来。尽管他们彼此的立场不同,但对中国历史都做出了伟大的建树。
“三藩”叛乱时,郑经(郑成功之子)通使福建耿精忠,继而“复猖獗海上”,一度占据泉州、漳州、潮州、惠丰等地。康熙决意消除沿海兵僰。在“三藩”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就如何出兵台湾廷臣商议。众人认为, “海洋远险,风涛莫测,长驱制胜,计难万全”,所以多持反对态度。康熙则认为,如果不解决台湾问题, “则沿海兵民弗获休息”。他又一次力排众议,作出进兵台湾的决断。于是据李光地的推荐,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起用原郑芝龙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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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缩为福建水师提督,以施琅“深知水性贼情”,积极进行军事准备。
康熙鉴于清军不习海战,且战舰不多,因此对台湾的方针最初是“循于招抚,不事轻则”,希望不以战争手段统一台湾。然而郑经却一心想长期盘踞海外。郑经死后,其子年幼,大权操在部将冯锡范、刘国轩等人手中。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五月,刘国轩致书福建总督姚启圣,向清廷提出了几点的条件,即所谓“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不剃发登岸”。公然要求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等同“外国”。康熙断然驳斥了将台湾等同“外国”的无理要求,指出郑氏所部“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明确回答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台湾郑氏的错误立场,康熙以招抚为主的方针难于实现,于是决计进兵。经过一段时期的认真准备,制造战舰,训练水师,后勤供应也已就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领水师二万余人,大小战舰二百余只,进取澎湖。澎湖郑氏守将刘国轩,统领大小炮船二百余只,水军二万余人迎战。自十六日到二十二日,两军展开激烈海战, “炮火石矢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施琅左眼被火器击伤, 仍指挥所部分路奋勇进击, “抵死戮力击杀”;刘国轩也率队“并力死斗”,郑军终于战败。清军一举攻占澎湖,刘国轩乘小快船逃回台湾。
澎湖大捷,清军击毁敌舰及郑氏战败自焚者共计二百余只,击毙将军以下各级军官三百余员, 杀伤及郑军自焚战舰跳海溺死者共一万二千有余, “尸浮满海”。郑军力屈降者五千余人。清军死伤官兵二千余人。
清军攻占澎湖,台湾失去了屏障,郑氏军事力量损失惨重,“台湾兵民闻风俱各解体”,风声鹤戾,已无力再战。闰六月初八,郑克塽、刘国轩遣人至澎湖施琅军前,表示愿意纳款投降。兵部不允,票拟“知道”。福建总督姚启圣奏请应允招抚。康熙决定颁
敕招抚,他说:“若不允其投诚,又生事端,不若允之为善。”康熙在招降敕谕中说:“朕体上天好生之心,普海内外,俾各安全”,为了避免双方战斗伤亡, “特颁敕旨,前往开谕”。宣布:“将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各将印册上缴施琅,向清军投降。八月十三日,施琅率水陆官兵船只抵达台湾鹿耳门,刘国轩等文武官员迎接。施琅宣布“皇仁”,赏赐投诚人员,台湾与祖国大陆重新统一起来。康熙封郑克塽为汉军公,冯锡范、刘国轩为汉军伯。任命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官,勉励他“尽职以副朕怀”。
台湾统一后又如何进行管理?又引起了一场争论。有人主张“迁其人,弃其地”。大学士李光地竟然提出“招来红毛,畀以其地”。将祖国领土台湾奉送给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施琅则力主台湾不可弃,奏请设官兵镇守。康熙对外国人(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素来存有戒心,他早就说“外国人不可深信”。在讨论台湾弃留时,康熙指出,台湾对海防关系重大,弃台的主张,是不筹天下的形势,以求国家万全之道。他下令:“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根据康熙的命令,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率兵八千驻防台湾,隶属于福建省。台湾的行政建置从此完全与内地划一。
台湾统一后,群臣又一次请上尊号,康熙再一次回绝。
在统一台湾前,清廷历行“海禁”和“迁海令”,严申片板不准下海,将海岛和沿海居民尽迁内地,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谋生无路。当时, “通海”的罪名可立致杀身之祸家破人亡。“迁海令”和“海禁”给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台湾统一后,康熙派员前往广东、福建开海界,沿海居民得返故乡, “各安耕获,乐其生业”,深得沿海百姓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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