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囯的哲学中的两个教条的批判（二）

这种教条已经成为支持哲学家的防线，使他们在象牙塔里感到自在，而不关心社会实践和实际现实中提出的哲学问题，特别是那些由新兴技术和社会改革提出的问题。中国哲学家对欧洲的访问在几个方面具有参考意义：当中国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英国时，他们发现了兰·肯尼迪（Kennedy 1985）写的一篇题为“医生、药丸和15岁的女孩：医学伦理和法律的案例研究”的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篇文章，它是如此的实用，也非常有创意。肯尼迪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即医生应该为这个15岁的女孩开出受孕药，并严格论证了医生对她/他的病人的义务以及如果他/她拒绝开药的可能结果。肯尼迪的论文，连同英国哲学家和律师撰写的其他论文，导致了对限制女孩获得避孕药的年龄为16岁的法律规定的修订。这一事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哲学家能够说服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或法律规则制定者，并改变他们的决定，那么哲学就可以改变世界。然后，中国的哲学家们参观了卡尔·马克思的坟墓，在坟墓上有一个墓志铭，上面写着“哲学家们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肯尼迪的文章就是改变或改善世界的哲学的典范，这与中国哲学家沉浸于哲学史而不关心现实世界的事务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变革力量，新兴技术（如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出了复杂的、亟待解决的哲学问题，以便应用和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就合成生物学而言，围绕其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主题提出了一系列哲学问题，如“合成基因组是机器还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我们是否通过创造生命来认识生命？”、“合成生物学是否是在扮演上帝，所以应该被禁止？”、“合成生物学是否创造了非自然的生命而损害了生命的价值？”、“合成生物学是否破坏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等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务之急是将妇女从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和制度中解放出来，并动员她们参与到新共和国的建设中，但几乎没有浸淫在哲学史中的哲学家站出来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包括在其核心理论中有着臭名昭著的性别偏见的儒家思想。

2 第二个教条：“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设计良好的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来解决”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第二个教条，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从一个精心设计的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中用演绎法去解决。许多年轻的哲学家和哲学系的博士生都被这一教条所困扰，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建立一个设计良好的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这样的理论推导而得到解决。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体系。在下文中，我们将论证，与之相反，实践中出现的真正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伦理问题——不能仅仅通过从一个普遍的理论体系中推导出来而得到解决，这个理论体系只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设计和构建的。

2.1 反对第二个教条的论点：“不可能预测未来的事件”

第二条教条依赖于几个假设，例如以下几点：

假设1过去与现在和未来是相似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新事物；

假设2我们可以知道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

假设3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人类活动的会发生什么。

从这些假设中可以看出，我们可以通过基于一个普遍的理论体系去推导来解决现在和未来的问题，而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一定时期内设计和构造的。

我们认为，反对第二个教条的有力论据是：在精心设计一个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在和未来所有的问题时，设计者不可能知道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也不可能预测到未来人类活动中会发生什么。他没有办法知道在体系构造完成以后，有哪些问题会被提出来，因为现在和过去会有很大的不同，未来和现在会有更大的不同，新的事件总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发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者无法预测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他/她无法将这些新问题的解决方案纳入她/他的系统。预测未来问题的不可能性是基于预测人类未来的不可能性。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其《历史主义的贫困》（Popper 1957）一书中所论述的，有四个原因使我们无法预测人类的未来：

首先，对整个社会历史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为构成这种描述的特征的清单将是无限的。如果我们不能知道人类的全部现状，那么我们也就不能知道人类的未来。波普尔写道：“如果我们想研究一个事物，我们必然要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事实上，甚至连最小的整块都不可能被这样描述，因为所有的描述都必然是选择性的。”(Popper 1957, p. 77)

第二，人类历史是一个单一的独特事件。因此，对过去的了解不一定能帮助人们了解未来。（Popper 1957, p. 108）

第三，人类个体的行动或反应永远无法被确定地预测，因此未来也无法预测。“人这一因素是社会生活和所有社会机构中最终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事实上，这是最终不能被制度完全控制的因素（正如斯宾诺莎首先看到的）”。（Popper 1957, p. 158）

第四，当历史的进程部分取决于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时，我们不可能知道历史的未来进程，因为我们无法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我们无法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在上个世纪，没有人想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在这个世纪，没有人预料到基因编辑和合成基因组的发明，也没有人预料到人工智能软件的出现，如击败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Deep Blue或赢得围棋大师李世石的AlphaGo。假设这个普遍性体系的设计者生活在基因编辑技术被发明之前，设计者也无法预测这项技术带来的任何伦理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允许基因编辑中的体外胎儿研究？我们是否应该允许对体细胞基因编辑进行临床试验，并将其视为普通疗法？我们应该进行可遗传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吗？对后代的健康和生命将受到可遗传基因编辑的影响，我们是否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福祉？我们是否应该加强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功能，使之超越我们这一物种所拥有的功能？还有：我们是否应该对非人类生物进行基因编辑，包括消除有害物种，如传播疟疾和登革热的埃及伊蚊；恢复被淘汰的物种，如猛犸象；或产生传说中的物种，如独角兽？等等。如果设计者对这些伦理问题一无所知，他或她就无法将这些伦理问题的解决纳入她或他的体系中。

2.2 可能的反驳理由

一种观点可能会声称，在普通生活中的很多情况下，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一些现有的理论、原则或规则来解决。这是真的，但这个问题必须是一个常规问题。请考虑一下下面的推论：

(1) 所有患有肺炎的病人，如果没有任何超敏反应或免疫反应和其他并发症，都应该使用青霉素处方；

(2) 患者A患有肺炎，没有任何过敏或免疫反应和其他并发症；

(3) 那么患者A应使用青霉素。

在这个常规案例中，没有任何伦理上的困难，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从现有的规则中推断出医生应该做什么。

然而，考虑另一种情况。在一个更重要的例子中，演绎法已经不起作用了。

患者B患有肺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或其他并发症，但他拒绝接受治疗。这就产生了一个伦理问题。医生应该怎么做？医生应该开出青霉素并强迫病人接受治疗，还是应该拒绝治疗并尊重病人的选择？医生不能仅仅通过从任何系统的理论中进行推导来解决这个伦理问题，无论是从一个新的设计良好的哲学理论还是从一个历史理论。伦理问题是一个关于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任何特定的哲学体系的设计者，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在他或她设计这个体系的时候都无法预测，因为人类的行动在病人和医生方面都是不确定的和不确定的。

正如波普尔在上文中所论述的，人类的个体行动或反应永远无法被确定地预测。因此，未来是无法预测的。在第二个例子中，医生不应该从任何现有的理论中寻找答案。相反，他或她应该问B，为什么他或她决定拒绝治疗。病人B拒绝服用青霉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1、患者B可能告诉医生，他或她已经处于骨癌晚期，疼痛难忍——肺炎是“老年人的朋友”，因为它使老年人的死亡痛苦更少，即使它导致B提前死亡；

2、患者B可能会告诉医生，她或他的一个朋友因注射青霉素而死亡，所以他或她对现有的青霉素质量没有信心，所以犹豫不决。基于这些理由，B可能暂时拒绝服用青霉素；

3、患者B可能会告诉医生，他或她听说结核分枝杆菌通过基因突变产生了一种新的变体，这种变体对青霉素有抵抗力；

4、病人B可能告诉医生他或她有被注射的恐惧症。

B也可能有其他理由拒绝服用青霉素。另外，病人B可能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他或她可能时不时地从一种选择转换到另一种选择。

作为一个人，治疗B的医生D可能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他或她可能来自不同的文化：

D可能是一个医疗家长主义者，坚持认为临床决定应该由医生而不是病人或其他任何人做出；

D可能是来自中国儒家思想的信徒，他认为在临床上，医生必须把效益原则放在首位，并承担起为病人造福的责任，即：尽管病人拒绝，但要治疗她或疾病，恢复健康，并尽可能延长她或他的生命；

D可能是康德哲学的信徒，认为医生必须优先考虑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原则，遵循病人的决定，即使它是不理性的或不知情的。

这些情景表明，普遍的哲学体系的设计者无法预测所有人类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确定的想法和行为，所以该系统无法提供对未来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面对来自病人和医生偏好的这种变数时，医生面临着道德困境：允许病人B在没有青霉素治疗的情况下死于肺炎，遵守尊重病人自主权的伦理原则；或允许病人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徘徊，遵守效益的伦理原则（治疗疾病，恢复健康，避免过早死亡）。医生面临着相互冲突的义务。他或她的义务之一是“为病人提供利益”（beneficence）；另一个是“尊重病人的人格”（autonomy）。当这两项义务不能同时履行时，医生就陷入了道德困境。

医生应该如何摆脱这种两难境地？当我们处理这种道德困境时，我们发现两件事：

首先，我们发现这些案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我们必须加以权衡。在上面的案例中，一个价值是病人B的偏好或自主权，另一个价值是病人B的生命在一定时间内被延长了。

我们可以将上述道德困境表述如下（P=医生，M和N=临床决定的选择）。

(1) P应该做M；

(2) P应该做N；

(3) P不能同时做M和N；

(4) 如果M凌驾于N之上，P应该做出做M的决定；

(5) 如果N凌驾于M之上，P应该做出做N的决定；

(6) 但如果M没有凌驾于N之上，而N由于不确定和无知而没有凌驾于M之上，现在P应该怎么做？

在上述公式中，医学界和公众普遍认为，医生有义务使病人受益（M），同时尊重病人的自主权（N）。但在(3)中，M和N发生了冲突，P陷入了道德困境，他必须权衡在M和N之间哪项义务应该被优先考虑。在(4)中，P判断M凌驾于N之上，做出了做M的决定。在(5)中，经过权衡，P判断N凌驾于M之上，P做出了做N的决定。但是决定必须在个案的基础上做出。假设P生活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下，M是否凌驾于N之上只能通过个案分析来决定，而P自己的价值体系在临床决策中会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这正是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儒家思想（效益应高于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康德主义（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应高于效益）在医学界和公众中都很有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像P这样的医生应该权衡不同方案的结果。哪种方案会给B带来更少的伤害和更多的利益，而不是从一些哲学家设计的哲学体系中推导出来的，这些哲学家无法预测病人（如B）和医生（如P）方面的所有可能的变量。我们的上述论证表明，预先设计好的普遍的哲学理论体系是徒劳的。P的适当决定不能从系统中推导出来。相反，P必须在他或她自己的环境中权衡价值。

可能有一个反驳说，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康德式体系，上述情况可以通过优先考虑病人（B）的自主权来解决。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人的生命被赋予比人的自主权更多的权重。此外，病人（或家属）做出的决定可能是出于非理性或无知。在这些情况下，行政当局可以下令进行治疗。在这种成功的强制治疗后，病人或家属总是对医生的救命之恩表示非常感谢。在抗击COVID-19的努力中，中国是世界上对该流行病控制最有效的国家之一。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拒绝戴口罩，也没有人提出“不戴口罩，要自由”的口号。人们观察到社会的距离感，并接受疫苗接种。中国人相信，只有当人活着的时候，自由才会存在。所以康德式体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儒家体系也行不通，因为在中国的多元化背景下，有很多群体不赞成儒家思想，相反，他们更喜欢个人的自主权或自决权。只有以病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决定才可能被病人和医生接受。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是病人的最大利益也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双方都需要权衡具体情况，并相互沟通以达成一致。

预先设计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是徒劳的。

我们希望提出最后两点：第一、在诊所或流行病期间，情况变化很快。在这样的条件下，哲学家们不可能预测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所有可能的问题，并提前制定规则，通过预先设计好的哲学理论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当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时，我们必须了解事实，特别是引起新的伦理问题或道德困境的事实。以COVID-19的大流行为例，当许多人感染了****，其中一些人死亡时，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它引起了哪些医疗状况，如何治疗这些状况，以及如何预防或控制疫情。这场大流行引发了科学、技术、医疗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求助于****大流行之前设计的任何哲学理论，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相反，我们必须研究在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情。

3 结论

结论是：预先设计的哲学理论体系，旨在解决所有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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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n, Donghui. 2015.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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