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性与主体结构（完结）

不过，齐泽克让我们警惕另一种误读。齐泽克在《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中说，“仅仅把黑格尔当作消极性的思想家，认为他是展示扫除一切具有积极性实体的、消极性的、狂舞的哲学家是不够的。这个方法忽略了认同本身，忽略了认同是如何通过消极性的反映性自我关系建构的”。拉康强调，（时间性的）差异与（非时间性的）重复紧密交织在一起，同样的，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动态的）否定性与（静态的）肯定性紧密结合在一起。齐泽克指出，黑格尔同样关注形式的前后相继。在形式的前后相继之中，“否定性的狂舞”实现了具体化，实现了短暂的综合性的稳定(Zizek 2002a:51-52, 78; Zizek 1994b:46-47; Zizek 1996b:47-48)。事实上，否定性的有限的、惰性的凝结物的具体破裂方式，构成了否定性的躁动的轨迹。从这个角度看，“否定性”就是意识形象寻求自我稳定的失败，就是主体与肯定形式的认同过程的内爆。如果我们把这种失败、内爆视为主体的本质，如果我们把对肯定身份的不认同视为真正的身份，那么，我们就把握了黑格尔-齐泽克的主体：“黑格尔一元论中的一，不是有关包含一切差别的同一性中的一，而是有关总是阻碍积极同一性实现的强烈消极性的悖论的一”(Zizek 2002a:69）。齐泽克接着说，“当我们发现起初阻碍我们完全认同和我们潜力实现的不可能性条件，就是我们本体一致性的可能性条件时，辩证过程就发生了关键性的逆转”(Zizek 2002a:70）。

我们重复一下前文提出的一个论点，失败是最先出场的（见本书第1章）。齐泽克的主体性理论的一个辩证特征是，与主体化的“操作者”（△/a介入S/S1—＞ S'/S2）的认同过程中的“错误”，对于（作为自关联的否定性的）主体的生成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事先“沉沦到”词语和图像之中——从而导致主体的认同过程的崩溃——那么，主体性本身就无法实现全面的实存。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关系之上。这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对于齐泽克作品的不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虽然齐泽克在过去几年里批评他的早期作品过于康德化了，但是，他最近似乎提倡再度回归康德。根据齐泽克最新的“视差”概念，他似乎更加偏爱康德的先验主义，而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在面对严格的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的姿态时，我们应该放弃把一个方面化约为另一个方面，甚至对相互对立的两方进行辩证的综合的努力。与此相反，我们应该坚持认为，二律背反是不可化约的。

虽然齐泽克推崇康德，但是，他既不是支持传统、正统的康德主义，也不是否定黑格尔主义。根据齐泽克的主体理论，“我思”式的主体性的“空无”——康德的“物”，黑格尔的“世界之夜”——是由先前的主体化的各种失败形式构成的。因此，不同于康德，齐泽克不认为这个空洞的X是先验的给定物，是非历史的、永恒的先验结构的一部分。$是结局和结果，而不是开端和起源，是从经验/历史的“谓词”所产生的非经验/非历史的“主词”。康德认为，本体界和现象界的二律背反，阻碍了个体反思性地认识他的存在的本质内核（自我意识不可避免地卷入现象界经验，会阻碍自我意识通达它的本体）。而且，齐泽克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的回应，不是“辩证性地综合”这种分裂，从而设定一种完全透明的自我意识，而是证明主体性恰恰是这两个不相容的层次之间的缺口(Zizek 1996b:124)。换句话说说，齐泽克笔下的黑格尔“认为二律背反是不可化约的”。作为在现实的平面内不断循环的纯粹否定性，黑格尔-齐泽克的主体，恰恰是现实的平面固有的二律背反的效果( Zizek 2002a:47-48; Zizek 1993:23)。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以及谢林）所做的，就是把康德的主体性时间化，就是解释经验/历史的内在性如何产生非经验/非历史的超越性。当然了，在齐泽克的黑格尔主义中，某种本体论层面的可能性条件始终是存在的——“作为主体的实体”——以便 subject-as-for-itself（$）可以产生一种自关联的现实性。不仅如此，齐泽克笔下的黑格尔似乎承认，subject-as-in-itself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主体化的过程（从△/a到S/S1—＞ S'/S2）。在某些过程之中，个体认同了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经验性/历史性内容，从而创造了个体以为是一致的、稳固的moi（moi对立于sujet）。moi层面的主体化过程倾向于掩盖△/a和S/S1—＞ S'/S2之间的不一致，创造一种虚假的和谐感。这个认同过程的“主人能指”欺骗性地让个体觉得，构成moi的“东西”是个体的本质存在的自然、必然的反映。一旦这种自然、必然的假象崩溃了，$就出现了(Zizek 2002a:189)。因此，我们可以说，△/a和S/S1—＞ S'/S2，二者都是$的可能性条件。但是，更准确地说，前者是本体论层面的可能性条件，后者是历史层面的可能性条件。在《除不尽的余数》中，齐泽克分析了黑格尔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

黑格尔处理普遍性的做法不同于标准的做法。标准的做法关注的是，一个普遍性概念的有效范围（这个概念是真正普遍的，还是对特定时代、特定阶级有效？）。黑格尔问了一个相反的问题：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会出现一个“中立的”普遍性概念？

在《偶然性、霸权、普遍性》中，齐泽克用黑格尔的做法，对比了康德对超越性和经验性的区分：

我认为，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要捍卫关键的黑格尔式见解（它被用来针对康德有关被经验的病态条件所歪曲的普遍的先验框架的立场），在它所有的描述中，还包括哈贝马斯普遍交往的先验。假定一个普遍的形式标准并进而赞同由于偶然的经验歪曲，现实永远不会完全达到其层次，这是不够的。确切地说，问题是，这种普遍框架本身如何通过暴力实施排斥/压迫而出现?相对于霸权概念，这意味着坚持虚空的普遍能指与努力填补其空白的特殊能指之间的裂隙是不够的——再一次强调，应该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空无本身如何出现以及实施什么样的排斥行为而出现?

在上面两段引文中，齐泽克没有明确涉及主体理论，但是，这两段引文有助于理解主体理论。根据齐泽克的解读，黑格尔没有否定康德的观点：主体性有着普遍性的一面，它不能化约为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经验事物。黑格尔的主体的否定性，就是这种“不可化约性”。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是，康德没有考察，在何种情况下，主体性的普遍否定性会涌现出来？——在何种情况下，一个超现象的主体会从想象界内爆出来，从而设定它自身？这种涌现和内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在《幻象的瘟疫》中，齐泽克明确说明黑格尔对普遍性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解释主体性：

实际普遍性不仅仅是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抽象内容，而且也是影响每个特定内容的否定力量。主体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意味着他不能够仅仅依赖某些可以预先决定他的伦理行为的参数的确定性的基本内容。他抵达普遍性的惟一途径在于，接受他的环境中在客观上的非确定性——我只有通过将自我与我的环境的特殊性相剥离的粗暴努力才能获得普遍性。

或许，这里最基本的哲学论点是，虽然个体内部确实有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普遍性维度，不是在构成主体身份的这些内容中找到的。这些内容受制于不同的社区和群体，是个体的“具体背景”。这些内容，无法让我们通达“不能化约为特殊性”的那个X。虽然个体有各种各样的主体化形式，但是，个体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无法完全把他们的存在归结为这些主体化形式。受到外部中介的自我，导致个体“被异化”。这种主体结构内部的异化，是“在个体中，又超出个体”的“外密的超个体性”。只有我们采取不认同的姿态，否定moi层面的认同过程，这种普遍的否定性才能从潜在变为现实：“只有自身被阻碍、被错位的实体——缺乏适当的位置的实体、脱节的实体——才能直接地涉及到普遍性本身”(Zizek 1994b:146)。

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拉康对主体性的重新思考，带来了一个关键问题：个体如何参与主体从主体化过程中的涌现？在何种情况下，个体能够意识到△/a和S/S1—＞ S'/S2之间的缺口？或者说，如何让个体不再沉浸于塞壬之歌中，打破那种消除主体性的不和谐的幻象，从而去聆听一种新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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