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言·字——评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

作者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授权刊登

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当代西方文坛极为活跃的人物，亦是引起极大争议的人物。他创立的解构主义（décons-trutionism）理论甚至为一向对欧陆学派持宽容态度的美国哲学界所不容，宣布将其开除美国哲坛，足窥其学说之“大逆不道”；但是，另一方面，在学院式哲学领域之外，德里达的理论影响之大却令人瞠目。

质言之，解构论实际成为当代西方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思潮——后哲学文化或后现代文化的哲学基础。德里达的影响是事实，无法视而不见，更不能将其“开除”了事。本文愿意做一项艰苦工作：和德里达一起讨论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

一、逻各斯的历史性危机

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同义词。“哲学”源于古希腊，意为“爱智”。“爱智”的学问即哲学，它追问事物的“根据”——这是哲学的生存方式，并构成最基本的哲学框架：「无论任何一派哲学，都旨在寻找一种本原性存在，以此为中心或基石，导出多彩的哲学形态」。

表面上，哲学家们对“何为本原”的回答不同，实际上，这种争论只具有次要性质，因为“本原”实际上只有一个——大写的逻各斯（L-ogos，希腊文中意谓理性、说话、神）。所谓“爱智”即爱逻各斯，逻各斯是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围绕的中心。对任何传统哲学家来说，以下观点总是不言而喻的：

心灵是思想之源，它的地位相当于“神”。思维追求理性与逻辑。只有符合逻辑规则的思想才是真的思想，才符合真理。思想的真理只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才可以交流和理解，表达有两种方式：1.说话，它是思想最直接的交流。2.文字，它记录说话的内容。因此，有亚里士多德关于思、言、字三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论述：“被说的词是心理经验的符号，被写的词是被说的词的符号”〔1〕。

就是说，文字处于该等级系统的底层，它是关于符号的符号。

总之，以逻各斯为中心，形成了心灵（思想）、说话、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字只具有工具作用，而说话与文字不同，这是逻各斯之中的一个要素。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所谓思与在的对立关系是在思维着的理性（即逻各斯）范围之内探讨的，理性的Logos具有解释一切现象的绝对权威性。

逻各斯是西方文化传统中支配一切的精神力量。赫拉克利特称，万物都根据永恒的逻各斯产生；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文艺复兴的人性及其所代替的中世纪神性，培根的理性新工具及理性在18世纪法国的胜利，德国人的思辨理性……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逻各斯的特殊表现形式。

哲学是文化的精髓，以逻各斯为代表的文化是规范和支配自然的文化，它使人类的自然成为“人类文化的自然”。自从文化掉进“逻各斯”的陷阱，文化对自然的压抑随之而来，于是文化便始终规范着人，抹去人的自然性。

近代以来，以逻各斯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传统遭到哲学家们越来越激烈的抨击，所谓反形而上学，实际是反逻各斯文化。我们简单追溯一下这种反叛的足迹：尼采的口号是：重新估计一切价值！他试图让词语脱离逻各斯的依赖，「认为哲学话语只是一种修辞式的隐喻话语，一种须破译的话语，真理只是幻象，人们却早已忘记它是幻象」。

弗洛伊德也说，意识是假象，「本能的心理活动是无意识的，却被意识的交往掩盖了。无意识的典型是梦，梦的符号把意识的意义和对象“抹掉”了」，梦之意识需要重新破译。

胡塞尔提出：“面向事物本身！”他所谓“事物本身”是在隔离“自然的观点”之后得到的现象，而“自然的观点”就是以往西方传统哲学文化观察世界方法的总称，主要是逻辑理性的思维态度。

我认为，胡塞尔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发动了一场名符其实的哲学革命，使20世纪哲学面貌产生根本变化。现象学批判传统自然思维（或逻辑思维）的态度，把这种态度“悬搁”起来，「实际是把整个西方哲学文化传统“悬搁”起来，回到先于逻辑的东西」。尼采对传统的批判，弗洛伊德对意识的批判，都是一种“悬搁”的态度，胡塞尔之后的欧洲哲学，不断演化了这种“悬搁”：存在哲学，释义学，结构主义乃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不同角度在寻找先于传统本体论和逻辑认识论的东西，“面向事物本身”是他们的共同倾向，其蕴意在于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当然，胡塞尔、海德格尔、20世纪法国哲学家们，甚至维特根斯坦，对“事物本身”的理解有很大差别，但这不妨碍他们在反形而上学上的一致性。

围绕逻各斯传统的光环是心灵的智慧：它的要素是抽象而神圣的观念，表现为实体、概念、理念、真理等等，它们是形而上学的意义，通过传统的思——在对立的思维方式表示出来。

维特根斯坦以他实证且幽默的口吻表示他的态度：我们只能说可说的东西，对不可说的东西应保持沉默。对他而言，实证的领域属于语言，而不属于观念。他晚年最后的结论是：可说的只是我们如何去玩语言游戏，游戏的界线并不超出语言的界线；不可说的是游戏之外的一切（如语言游戏之外的对象、思想、心灵），如果硬去谈论它们，便在使用形而上学语言了。

海德格尔则认为以现象学方法排除对存在与真理的逻辑性理解之后，「遗留的“现象学剩余”是一种被传统遗忘了的存在，对这种存在意义的阐述，需要一种原始的诗的语言和新解释学，它不是“爱智”的知识，而是智慧之根」。我们已习惯了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但海德格尔的存在却是疏远且朦胧的。当海氏说思是诗时，思已离开传统中高悬的逻各斯很远了。海氏“思”的开始是传统“爱智”的终结。

当代法国哲学家们一反清晰明了的唯物主义传统，其庞杂晦涩令人困惑，这是由于他们书写的文本自身的困难造成的：这些文本与“形而上学语言”之间出现裂层，而文本的作者们不是传统哲学家，他们是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等等。

近代哲学，特别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潮流是在回答康德提出的一个老问题。康德的问题是：“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他的“三大批判”向我们揭示出形而上学是如何一步步被驱逐出科学，在实践理性（道德），审美（诗与艺术）和信仰领域保留自己的地盘。康德终于不能建立起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换句话说，「被保留的地盘中没有科学，只有信仰，这才是康德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它等于宣告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传统哲学问题的破产，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的颠覆」。

一百多年后，胡塞尔只是以变换的方式提出与康德同样的问题：他以前的哲学都是形而上学，所以要以“悬搁”的方式置之不理，从而直视“事物本身”。以下观点中胡塞尔与康德又不期而遇：理性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问题是有用的，但当它超出这界线，去证明形而上学命题时则是虚假的。

由此看来，哲学的“断裂”早在康德就开始了，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只在完成康德和胡塞尔的使命，一层层剥离“形而上学语言用法”的皮，显示“事物本身”——断层撕开后的东西。这象征着20世纪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与传统有了重大区别，逻各斯的理性被“搁置”了。

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不同的是，他试图从根本上剥夺形而上学，其解构理论呈现为迄今最激进的反形而上学姿态。

二、德里达的理解方式

德里达对“哲学”的批判链条，散见于他对其他哲学家的解构式阅读中。如果称“解构”为一种“批判理论”，那么解构式阅读只是这理论的特例。鉴于德氏风格的“隐晦”，为明晰起见，我采取把理论与特例分述的方法。

（一）驳形而上学

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是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或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m）。德氏追溯了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上溯苏格拉底，直至海德格尔，都未彻底脱离逻各斯的统治，因为哲学总是以逻各斯或人为中心寻找真理。「“智慧”总要说，说比写更自然，离人最近，是活生生的；文字只是用约定的符号描述说，是间接的“听写”，是僵死的」。

西方文字的拼音性集中表现了说对写的支配，这种写音文字才是“形而上学”的真正秘密。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不同，德氏批“语音中心论”的目的在反“在场”（présence）的形而上学。说话所表达的观念对象就是“在场”，或显现的“现象”。在传统中“声音”（说）与“现象”密不可分（无论把“现象”称为存在、思想，还是真理、意义等）。当声音通过“文字”表达现象时，文字不过是工具，写只是记录的符号。

总之，在德里达看来，形而上学就是以逻各斯或语音、“在场”为中心，这个中心支配着传统的思想方式、日常语言、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等等。围绕这个中心，形成说对写，同一对差异，真对假，善对恶，生对死，存在对无的统治。它们之间对立的界线在被解构之前从未被彻底超越。对立中的前者是“在场”，后者是“不在场”（或扭曲的假象），处于被否定的附庸地位。

“在场”的“意义”源于逻各斯。如果消解了说对写的统治和界线，意义便被埋葬了，这是德里达的基本解构战略。

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写”（pharmakon ）的使命是唤醒理念的记忆，但柏拉图已经意识到，pharmakon在希腊文中含有“药”的意思，因此它兼有记录和歪曲理念两种作用，它或为“良药”，或为“毒药”。「德里达引申为文字从没有对心灵观念忠实的表达，因为文字总倾向于相互影响，这种叠加（隐喻）总会离要说的原义越来越远。既然写无法忠实地摹仿说，差异与离异便不可避免」。

德氏攻击“说”与“写”遵循的逻辑同一性或直线性：“至于直线论……我总把它与逻各斯中心论，语音中心论，语义论和唯心论相联系”〔2〕，它也是形而上学传统延续的秘密。德氏认为，这条直线从来就是断裂的，哲学要追溯始源性的精神理念，但缺少由此及彼的桥梁：话语转瞬即逝。记忆将遗忘，而写音文字天生有叛逆性格，文字相互关联的“寄生”性格逐渐远离了说、精神或记忆。经典“原义”追溯不到，写总要“毒死”记忆，开辟自己的空间，把逻各斯悬搁起来，为自己做主。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与“在场”的观念之间存在本源性的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特别是对真理的意指，对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学规定，直接与逻各斯的理性思想的要求密不可分……语音的本质直接靠近作为逻各斯思想之内的、与意义联系的本质……”〔3〕这里，心理经验派生语音，语音的意指对象（观念）都是“在场”，而文字却不在场，因为声音和对象都不是文字，文字离开声音和对象便什么也不是，它一无所有，整个哲学文化充斥的只是“声音与现象”。“在场”的原则是我们至今奉行的理解事物的原则，渗透到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方式中。我们依赖逻各斯，就像教徒离不开对上帝的信仰。「我们需要阐释意义，否则文化世界将一片黑暗。造物主给我们意义，就像用逻各斯之手铭刻真理在心灵」。

解构的方法是把代表观念的概念打上“引号”〔4〕，把它们仅仅当作符号，将符号所代表的思想含义悬搁出去。德氏认为，在这种方式中，“思想”意味着虚无。他解释说：“‘思想’（‘思想’即被称作‘思想’的词）意味着无：它是名词化（substantified）的虚空，是无派生物的自我同一，是力的‘延异’（différance）的效果，一种话语或意识的虚幻王国，它的本质、基础（hypostasis）会被解构……”〔5〕

同理，他把词的意指对象（最典型的是专名“自我”）说成是虚幻的，所谓“自我”一词只是逻各斯的化身，是意义之源。从解构观点看，哲学上的纯粹自我只是一个抽象的点，普通的代词，这个所谓作为源泉的纯粹自我并不等值于活的生命个体，所以这源泉是无，甚至只是一种隐喻（光源）。

如果源泉是“无”，出发点便被“悬搁”了。按德里达的特定说法，在形而上学那里，逻各斯是源头，它与思想是同一的，声音与意义是对应的，这种同一也是历史的同一。在历史上，这种对应性就像两条平行的、不中断的直线。声音与意义之间这种直线的历史同一性就是传统理解的时间性。显然，德里达将传统的时间概念连同与其方向一致的起源（逻各斯）和目的（理念）一同悬搁了。

从康德到海德格尔，人的概念背着本体论的沉重负担，人被置于逻各斯的位置和作用，声音和现象都属于人，人就是“上帝”。在德里达看来，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对“起源”和“目的”的摧毁，也是人的“终结”。

德里达提出，人的“终结”也是书的“终结”。「在逻各斯的统治下，全世界只有“一本书”：解释逻各斯的书；只有一个作者：一个大写的人」；书的世界只是逻各斯的世界。离开书，世界似乎便是不可知的。书的出现并不是对“写”的赞扬。从柏拉图开始，书就被看作一种沉默的对话，这里，对话和思想是一回事，书是心灵对话的表现。

综上可见，存在一个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结构，这个结构是自我封闭的（结构内的任何成分都受起源和目的的束缚），最基本的结构成分是“能指”与“所指”的对立。「所谓消解结构，在于分析逻各斯中心特权“能指”及先验“所指”（观念）特权的虚幻性」。随着“中心”的解体，能指与所指对立界线的解体，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就崩溃了。

应该说，“解构”造成的震动令人愕然：它使西方形而上学的动机——寻找起源和归宿（甚至海德格尔也无法离开这个动机：回到存在之家）的愿望破灭了。

那么，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德里达形象地称其为“白色的神话”。他转述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讲的洞穴的寓言：人在洞穴中背着光源，只看到被照明的东西，但人能从被照亮的东西中理解有一个光源（太阳），这光源引导人从黑暗走向光明。德里达接过柏拉图的话说，「哲学就是起原始作用的太阳，就是隐喻（metaphor），但是长期以来形而上学却把隐喻从真理驱逐到诗和文学，哲学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文学的基础」，于是形成西方文化传统的根本界线：哲学与文学的界线，或真实语言与虚构语言的界线。这些偏见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现哲学在根本上具有隐喻的性质。

哲学是隐喻，它根植于形而上学语言使用方法的隐喻性质。柏拉图的向日式隐喻具有普遍意义，其实每个抽象概念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感性具体的比喻，都是隐喻“肖像”的usure〔6〕。德里达用usure这个词有两层引申含义：其一是擦掉、涂改；其二是“老本”（底钱）的增补性（supplémentary）结果，以替换“老本”。形而上学在使用语言时，就像用磨石把硬币上的图案或肖像磨掉，使人在表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从而丧失了交换价值。

但唯其如此，这个已不是硬币的硬币（形而上学语言）才具有至高的“价值”。消磨活动象征从可感的具象语言进入形而上学语言，或失去前者，获得非感性的后者。感性形象的原始价值被光秃秃的抽象概念抹掉了、占有了，概念代替形象，并且自我繁殖（构造概念及其相互对立的差别和概念之间的繁衍替代）——这就是形而上学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

德里达用usure说明，哲学语言与形象语言的交换是不合理的。

解构形而上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破译”这个隐喻，使写在硬币上的“旧字”重新可辨，由于“硬币”上的“旧字”被“概念”刮掉了，“破译”就是再把“概念”刮去，显出“旧字”，即自然语言的隐喻性质。

与柏拉图向日式隐喻的意图相反，德里达指出：“原义”不是“理念”，而是可感的自然语言，自然语言之所以被哲学视为隐喻（如向日式隐喻），是因为哲学把自己视为原义。事实上，正如以上“硬币”的例子，哲学概念才充满隐喻，它开始于对“硬币上的图案”的非法置换，转变为形而上学的概念以推演语言，所以哲学是一种隐喻性语言，或自然语言的引申（因此，形而上学隐喻把一切都颠倒了）。但哲学却忘记了它的“原义”，哲学史成了“遗忘”史。德氏称，哲学家自己只是寓言的收集者，并生产“白色的神话”（逻各斯神话）。“白色”意为不生动的，不显形的，“白色神话是……蘸着白‘墨水’写的，将一幅不可见的图案掩盖在羊皮纸上”〔7〕。

从解构观点看，自然语言到哲学或逻辑语言的过渡史是哲学史发生和发展的真谛，这种过渡一向被传统视为一种进步，实际上却是退步。因为，从起源上看，自然先于逻辑且比逻辑要真实，理性语言的虚伪扼杀了活生生的生命和创造力。揭露哲学的隐喻性质和来源，也就是对“哲学”的解构，宣告“哲学”的死亡。逻各斯也是隐喻，它是太阳、光源、唯一的说话者、理性、家园、心灵等等。这里出现自相矛盾，「逻各斯本应是原义，但描述它的只是这些隐喻词，离开隐喻，就没有逻各斯，如果有，它只是一个词」。进一步，如果原义只是隐喻，那么隐喻赖以生存的前提（存在一个原义）就不存在了：“如果一切成为隐喻，就不再有任何原义，所以也就不再有任何隐喻。”〔8〕或者说，没有太阳、中心、家园，那么，也没有形而上学。

于是，“存在”被消解了。 德里达反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术语“sous rature”意为“涂改、划掉、抹去”，这样只留下“隐”。与“在场”比较，“隐”是“无”，但并非虚无，“隐”是“涂改”所谓“在场”后留下的“痕迹”（trace），这“痕迹”就是德里达的“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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