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言·字——评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二）

（二）解构式阅读和书写

德里达书写风格独特，他总是在“解构”哲学家们的思想，他以“解构式阅读”评价这些思想。传统的阅读总试图理解文本意义，使意义显示出来，成为作者和读者意向交流的“中介”。解构式阅读的目的却是摧毁文本的意义（在场），或称“涂改”（sous rature）。

这种阅读并不顾及作者的意向性，因为文字是外在于说话和意识的，只有“擦掉”在场的意义，才能“显示”新文字的“痕迹”。

下面我们来分析德里达是如何读解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德里达认为现象学是形而上学最典型的形式，因此，他对现象学的批判具有批判一般形而上学的普遍意义。

西方的逻各斯传统赋予意识和声音（说话）以特权，逻各斯、声音、意识之间有本质的联系。胡氏的语言理论，亦可从说话与符号两方面的分析：1.现象学的声音。德里达指出：“在表达中，意向性是绝对地表达，因为它赋予声音生命，这声音完全是内在的，被表达的是意义（Bedeutung），就是说，一种世界上不存在的观念。”这是一种现象学内在的独白，只是意向性的表达形式，可还原为意识。2.书写。胡塞尔承认，精神的独白起不了交流作用，真正的交流必须以文字符号为中介，通过书写而保留、传达、理解意义。

胡塞尔认为，语言要有意义，必须符合纯粹逻辑语法，而与是否存在意义的所指对象无关。例如“圆的正方形”是有意义的，而“greenis or”是无意义的。可见，胡塞尔仍坚持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意义与语音的对立，意义的独立性和基础地位，文字的工具性，逻辑语法原则。这些都是德里达攻击的“在场”理论，其中“意义”则是根本的“在场”。

德里达指出，现象学书写不出“观念意义”，所谓书写出“意义”只是人为的设定，“意义”从没有真正实现，就像康德的理念永远在彼岸世界一样。「写始终停留在有限或写本身，达不到写之外的“观念”（在场）」。所谓意义深层只不过是书写“痕迹”的表层，现象学还原只是书写的差异活动。「被解构了的书写活动不再表达文字之外不变的意义（目的），而只是文字多样性“播撒”和“断裂”，它是前逻辑的，不遵守逻辑语法规则的」，“green is or”是有意义的，它把符号从语法和观念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给符号以自由逍遥。

在德里达的文字中，“能指”和“所指”从不遵守固定的位置，它到处游荡，不受任何逻辑、语法、意义的束缚，是不可直观（读和理解）的东西，无对象的操作，不导致任何新的在场。

显然，德里达的解构是要解放一切人为约定的传统规范，解放哲学、文学、伦理和宗教。总之，解放文化，抹去原有的规范，重写新的文字。这种改革便具有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

海德格尔提出“摧毁”（destinktion）， 德里达提出“解构”（déconstruction）；无论海氏关于哲学“遗忘”了真正的存在，“此在”（Dasein）与存在概念差异的理论，还是德氏解构论的sous ratu-re（涂改），二者都是以现象学悬搁态度为前提的：现有的本体论是不真的，要追溯“本来状态”。海氏的摧毁战略包括对“存在”词源的释义学追问，德氏的解构战略在于把传统哲学结构消解。两人这番“悬搁”功夫，都是为了“回到事物本身”，批判形而上学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这使他们回溯到非逻辑的原始语言——海氏有他的诗化语言，德氏则是书写的“文字学”。就此而言，两人的差异确实是非原则的枝节差异。

但是，他们在对本体论的态度上存在巨大差异，虽然表面上二者有某种相似性。海氏曾在“Being”上划叉，表示对“存在”的习惯理解方式的悬搁，以示删除后的“在”；德氏采取的是抹去符号意义的痕迹式书写。这两种“涂改”的意义不同，“存在”在海氏那里始终是起支配作用的概念，它“在场”，是“词源”，而德氏的sous rature 只是涂改后的“道道”，它是在场缺失的标记，它无起源。

德里达要“重写”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理解，因为“海德格尔主义者的思想是重述而不是摧毁了逻各斯和存在的真理”〔9〕，或者说海氏还相信有一个居住着“存在”的家（语言），“思”要服从“在”的声音（话），关于“在”的“思”要通过“话”传递出来，才被“听”到等等。德氏的文字学符号却是沉默无语的，它不“说话”，因为只要说话，就即刻落入形而上学语言，阐述它是什么，要它显示（现象学），而文字学却是“隐学”，它从不“在场”，它不可说，“对不可言说的东西要保持沉默”。如果硬要说，便在说“神话”。海德格尔欲返回诗化语言故土，德里达诉诸的文字却是飘零游荡的，它断裂、流浪，没有故土感情。

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思想中，思、史、言、字之间是天水相连的。他们呼唤没有被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发现的诗或文字，表达日常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但是，海德格尔是现象学家，他仍要描述一个意义世界；而德里达则是隐晦哲学家，他敞开一片哲学视野从未达到的“处女地”〔10〕。

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是他对形而上学施行解构操作的“实践”步骤，这种“阅读”是在形而上学文本内部对其话语结构的破坏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消极的读，而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这种积极的文字是在与形而上学文本的抗争中实现读解的。作为读解的效果，重写是一种隐晦的“重建”。在这个过程中，读与写并无界线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它们是同一解构过程的两种效果。德里达的文字学是一种破坏后的“积极成果”。

为了与“语音中心论”相对抗，德里达文字学理论中极少用传统哲学概念，他转引许多生僻的、来自非哲学领域的词，甚至生造了一些词。这些词不仅生硬难懂，而且词义相互蕴含，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它们的共同倾向是：离开逻各斯传统，离开西方文化的根。下面，我们来破译这个文字学家族的两个关键的“字”。

1.“différance”：这是德氏极为推崇的字，我把它译为“延异”。法文différence（差异）中的字母e被置换为a，成为différance，这字在字典中没有，是德里达生造的字，但读音与différence相同，德氏欲依此字说明文字学特性：它是不守文法规范、多方位、无秩序的，是一种复杂的编排结构，它从写音文字中“溢出”，用a代替e，只是字形变化，可以读它，写它，但无法听它，无法在说话中理解两字的区别（发音相同）。这与西方传统理解方式相悖（按照传统，写是写出读音，由读音可理解文字意义），它使理解成为静默的符号、铭刻。德里达甚至由符号的形状想到古埃及的金字塔。différance中的a是个死寂的“古墓”，那里有座石碑：“假如人们知道如何破译铭刻的碑文——它近乎宣布该暴君的死亡”〔11〕。这个暴君无疑象征着逻各斯的写音文字传统。“延异”（différance）从不显现出它完整的意思，它不是观念或概念，离开了西方真理传统。

追溯词源，法文différé源于拉丁文differre。

后者有两种含义，其一是迟延，其二是间隔。德里达认为，法文différence遗失了这两种蕴意，所以应以新字“différance”补偿之，它使符号在差异之前和差异之外都不“在场”。或者说，语言是自己产生、创造、运动的，不再受不变的逻各斯支配。“différance”的链条与文字学其他术语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条链中différance把自己出让给一些非同义的替代物……archiwriting，archi—trace，spacingsupplement，pharm-akon，hymen等。”〔12〕

因此，“différance”是一个在活动中融合诸成分的模糊术语，融合的诸成分是相似的。我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来概括德里达文字学诸术语之间的关系。这些相通的文字学“成员”都综合了语音和文字的要素。在文字学中，意义的传达是通过文字学要素实现的：一个要素按“痕迹”指涉另一个语音或文字的要素。语音与文字的对立，只是différance的效果。「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于把意义当成文字学之外的在场，它引诱我们通向康德批判的先验幻象」。

2.“播撒”（la dissémination）。德里达是这样描述的：“播撒把自己放在开放的‘différance’的链条中……（播撒）并不意指什么，无法给它下定义……播撒产生了许多不确定的语义效果，它既不追溯某种原始的在场，也不神往将来的在场，它标志着……生衍着多样性。”〔13〕它象征着文字和动作飘忽不定，相互派生，绵延不断。德氏故意制造文字的一词多义，让文字丧失彼此间的界线，使书写和阅读变得复杂而琢磨不定，以致作者和读者都无法完全捕捉文字的跳跃。德氏的文字学书写不受语法规则的束缚，打破文法与字义的界线，使它们融为一体。德氏常把词序打乱，重新组合，就像无规则的游戏，从而在结构上动摇了西方传统的语法学理论。这样，“播撒”的文字学形成一种异样文字，它使自己处于书写与阅读的“零度”，丧失了传统的支撑点。与逻各斯传统比较，文字学不在“书”中，不在“话”中，它不出台，用传统目光见不到它，它隐不可测，黑不见掌。文字的播撒就是写。

德里达很重视弗洛伊德的“话语”——它并不源于语音文字，它来自“手迹”（script）。“手迹”和“道道”并不记录“在场”的话语，它像是梦中的书写痕迹，意在揭示一种反传统的无意识活动——德氏声称，这里接触到了解构的文字学。梦中的书写是难以言传的密码、缄默的痕迹。这种痕迹可与象形文字相提并论。弗洛伊德称：梦是写在舞台上的字，这字是象形的，绘画的，不能还原为说。梦（字）的交往在无意识之间，做梦者发明了奇怪的文法，依这文法的字具有含糊多义性：“恰当的解释只能根据不同的语境”〔14〕。弗洛伊德的“梦”对德里达很有启发：梦中的言语只是梦中的动作（象形文字）要素，思想成为梦过程的图象，绝非词的抽象，时间成为空间，译梦成为译字。

书写的非意识离开现象学。现象学式的书写是狭义的，像我们反复说过的，写出意向中要说的话，意向中的意义不是“痕迹”。德里达用“痕迹”说明已经解构了说与写界线的文字。

所谓“文字学的书写”只有在“痕迹”的背景下才容易领悟。“痕迹”开启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新空间中没有旧哲学的位置，文字学不用新的哲学概念代替旧的概念，因为“哲学”也可以“涂掉”。文化与文字密不可分，可从文字见哲学、宗教、政治、伦理等等。德里达的文字学批判具有对一般西方文化批判的作用：传统西方文字的交流是单纯和直线型的，表音文字适于这种交流，它有固定的含义，从说话到文字到思想，一以贯通，在转移中含义不损失，这曾被视为表音文字文明高于象形文字文明的证据。现在德里达却说表音文字幼稚，因为文字学的“相似家族”暴露出传统交流的虚假，它是“白色的神话”。“交流”从来就不是畅通无阻的，古人云：“言不尽意”，可见语意传达之困难。

德里达亦说，书写不能传给“收信人”，因为中途有太多的延搁，太远的距离和零乱的播撒。文字没有“地址”，它不在场，所以他说，收信人“死了”（传统的交流“死了”），理解的权威（意识）“死了”。书写成了“孤儿”，四处飘零，无家可归，它只好“播撒”自己，与意识和语义的直接同一性“断裂”。

文字学的语境是反逻辑的“流浪”，它不定性。流浪的字形成怎样的文本？“我会说我的文本既非哲学，亦非文学……溢出、嫁接、蔓延，这就是我说的书写。”〔15〕对德里达来说，传统的哲学和文学没有了，只有书写的文本，文本外一无所有。

三、哲学的开放与宽容

在评价德里达之前，简单回顾一下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必要的。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在对形而上学理性成分的检验中，康德遗憾地宣布：尽管人类对理性寄予厚望，但希望终于变成失望，思维的本体对象是无法证明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康德的思想：其一，康德论断的价值在于，他要从根本上改变哲学的面貌，纯粹理性的物自体，只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彼岸，一个美丽的先验幻象，形而上学只是自命不凡地在这种幻象中争论永远无法实证的观念对象。

其二，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虚假的同一性。对这种同一性的论证是以它从来没有真正实现为前提的，因而它是毫无效果、毫无进展的假问题。

其三，康德自称他的科学形而上学（以先验综合判断为标志）计划是新的哥白尼革命，当我们扬弃康德哲学中不可避免的旧形而上学痕迹之后，很容易看出，康德试图把科学的形而上学引入实证领域，为此，直觉经验和时间空间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成分，但这些成分在旧形而上学问题之外。

其四，康德的科学形而上学意谓着：只有在实证领域中，形而上学问题才能有所进展，这是他对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

康德留给20世纪的哲学遗产是：

• 1.宣布了传统哲学问题的断裂，即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断裂，它们之间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一切旧形而上学的虚幻皆出于此。

• 2.承认形而上学问题走向科学化的途径是实证，离开实证领域必陷入永无进展的虚幻思辨。

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都在试图完成康德的使命：传统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

胡塞尔是本世纪西方哲学中的“康德”。对当代哲学最有价值的，是现象学以还原的方式，公开宣布与形而上学传统思维决裂。这种决裂首先表现在后者与现象学思考方式之间是“断裂”的：现象学从非传统的视域描述直观到的“事物本身”。这种态度标志着“断裂”的开始，“断裂”意谓着哲学问题的转变，断裂的两边意谓着两种不同的哲学问题，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且两者之间没有像形而上学传统派别中曾有过的延续中的同一性，因此，它们之间没有关系，彼此陌生，互不对话，互不理解。

现象学认为，事物本身显示自己是实证的，我们能直觉它，用语言描述它的意义。非实证的思辨理性，则被悬搁在括号之内。

20世纪西方哲学家中普遍具有这种“实证态度”，这种态度并无统一的意义判断：存在多种多样的“实证态度”和“意义判断”。在这些多样性之间甚至比传统形而上学内部派别之间更难以沟通，这是因为其观察角度之间的更复杂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妨碍它们有共同的“家族相似”态度：以“实证”的“意义”理论攻击传统哲学。

非传统理性的“实证意义”是通过语言哲学实现的，实质性的断裂正表现在从思维领域向语言领域的转变中：“事物本身”的“意义”如何才能是“实证”的呢？本世纪西方重要的哲学运动有一个共识：纯粹思维领域本身是不能实证的，我们看不见思维中想象的事物，但能证实语言的存在，我们使用语言达到某种效果，这些似乎证明意义存在于语言中，语言是实证领域的标志。传统的思辨态度与实证的语言态度之间是截然对立的：在传统中，语言只是表达思想的外在形式和工具，是受意识支配的“奴隶”；在现代欧陆哲学中，语言即思，思在语言中被证明。

语言的意义是操作性的，首先诉诸一种先于逻辑的（prelogical）可操作性。这是由语言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语言在起源上早于逻辑，语言与逻辑的连接只限于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就语言的性格而论，它经常不尊重逻辑，甚至是反逻辑的，因为语言的科学用法（理性自然科学用法）只占语言用法的一小部分。在逻辑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被传统西方哲学忽视了的东西。

当代欧陆哲学可以说从多方面不断深化这个“悬搁”过程，把传统哲学根深蒂固的逻辑思维“悬搁”起来，不为其所累：诉诸“先于逻辑的东西”，理解这个“先于”是理解当代欧陆哲学的一条“捷径”。德里达的解构论不过是这个哲学“断裂”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传统形而上学的延续性中断了，思维与存在围绕旋转的轴心被抽掉了。就主要趋势而言，20世纪哲学面貌发生了巨变，出现所谓后哲学文化的繁多形态：语言的解放，关注语言的意义，对语言意义判断标准的多样性，这些已成为时代哲学的特色，我称其为「意义的零散化倾向」。

维特根斯坦提出“Don't think，but look！”（不要想，只要看！）心灵不可靠，只有诉诸直觉和语言的日常用法，突破语言的逻辑牢房；海德格尔在“存在”概念上划叉叉；德里达声称他著名的怪词“diffé-rance”不是一个概念；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关于话语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结构的观点；拉康从词语中揭示出被压抑的意义；利科尔关于“活的隐喻”与“死的隐喻”相互转化；断言“今天，语言问题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的哈贝马斯提出在主体间社会的合理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直到德里达的文字学。尽管他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差距很大，但无不抓住语言实践中的辩证性：「或是语言游戏规则的多样性，或是隐喻的具体性，或是一词多义性，或是意义的不确定性，或是解释中冲突的合理性等等」。

德里达认为，他与当代欧陆其他哲学流派相比有根本的差异；而在我看来，这些差异并没有德氏想象的那么大，它们是同一时代关注相同哲学问题的哲学家之间的差异，这是由解构主义的时代哲学背景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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