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

原文选自 Sloterdijk Now 第10章 The Time of the Crime of the Monstrous: On the Philosophical Justification of the Artificial

作者：Peter Sloterdijk

英译：Wieland Hoban

随着2000年（bimillennium）的临近，我们开始将现代（Modern Age）视作一个由人类罪犯——企业家、技术人员、艺术家和消费者——来实现怪物事物（monstrous things）的时代。这种怪物（monstrous）既不是由古老的神灵派遣而降临的，也不是由古典怪兽所再现的；现代是人造怪物（man-made monstrous）之时代。要成为现代人，就必须意识到，除了作为见证者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外，自己还被卷入了与怪物之更新形式的某种共谋之中。如果有人问一个现代人："案发时你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我在犯罪现场”——也就是说，在怪物之整体中，作为现代犯罪环境的复合体，其包含了共犯与从犯。现代性意味着不可能有不在场证明。

怪物在现代契据（deeds）之横截面上无法用任何单一的术语加以概括，也无法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它是艺术作品，但远不止于艺术作品；它是伟大的政治，但远不止于伟大的政治；它是技术，但远不止于技术；它是疾病，但远不止于疾病；它是犯罪，但远不止于犯罪。它是一个项目，但远不止是一个项目。正因为如此，所有的法学、美学、政治学、技术学和病理学话语在描述现代世界时都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因为这些语言只能用以查看现象或记录状态，却无法表达超现象的现代性怪物。因此，当现代人放弃不在场证明时，就会发现这种多重性（multiple）远比预谋、承诺抑或是证明重要得多。现代性这种东西，通过告解与认罪书（confessions）来表达远比通过方案与纲领（programmes）来描述更快。人们被卷入其中，就像发烧一般，激起受害者进入一种超越健康-疾病的新的生存模式。在我们的时代，对怪物的共谋与认知更有可能在作品中被忏悔，而不是在研讨会上受记录。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性理论始终是，也只能是，作为对人为之（in the man-made）崇高的反思；它本身就是从犯罪时代所实施的新行动之总和中的怪物内回响出来的；它的对象只能是超对象（supra-objective）的人为的或人介（man-mediated）的不可测量的东西。正因如此，理论在阐释新的怪物时，便成为一种崇高的形式。这就揭示了为什么现代性思想不再是旧有风格的形而上学——但也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的关键原因。前者的使命是——甚至对其自身而言——将存在者总体解译为一切可能的驯化/家用空间中最大的一间（interpreting the existent in total as the greatest of all possible domestic spaces）；它的激情在于将宇宙与家庭等同起来；古典形而上学则宣誓要将人类微不足道地视作永恒的世界之家那临时的、逗留的难民。当古典形而上学提到 “怪物（monstrous）"时，它直接将其解释为上帝，每当上帝现身或采取行动时，都会让我们这些凡人遭受痛苦。在古典形而上学中，"怪物"只有之于上帝才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形而上学时代，崇高理论只能以神学的形式出现。而现代理论则从人类可能的怪物性出发。它以人类学的形式，探讨最新权力史的超人类学（supra-anthropological）内容。在它看来，人类是抛弃了自己家园的存在——哪怕只是以更好地安居乐业为借口。从根本上说，现代是退出存在之家的时代。这是一个怪物犯罪的时代。

现代之人为怪物（man-made monstrousness）有三张面孔，三块显现领域；它们分别是人为空间中的怪物、人为时间中的怪物和人为事物中的怪物。因此，我将首先谈及作为人类物种聚集地之代表的地球，然后谈到作为现代人类持续时间（duration）之代表的千禧年，最后谈到作为人类力量之代表的艺术和技术。地球在现代的关键再现是作为地理测量（geodicy）的欧洲制造（European-made）的、欧洲使用（European-used ）的行星天体/地球仪（globe）；历史作为人类行动领域的关键解释是作为没有尽头的终结时间的后历史千禧年；对即将到来的人类可能性的关键项目是作为组织之未来、机制（apparatus）之未来和艺术之未来这三重质量的权力的未来的到来。

地理测量

今天，我们可以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著名的文艺复兴公式在其基本概念中包含了一个错误的描述，因为十五世纪推开现代时代大门的事件并非"世界和人类之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 and of humans）"，而是人类常规结构同空间的以及技术的怪物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说的 "现代"是旧欧洲之可能性空间通过实验性技术的与艺术的爆发。这就是为什么 15 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是旧世界现代人之典范，与其说他们是实验者，不如说他们是发现者；拓展常规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世界空间（world-space）之所以扩大，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将新的空间纳入拓展之新常规。因此，现代的基本特征与其说是发现了未开发的空间，不如说是未知的大陆希望被欧洲人从尚未被发现的沉睡状态中唤醒。现代的显著特点反而是通过新的程序与条贯开辟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航海程序带来了两个美洲，这是他们的具体副产品；[1] 15 世纪建筑师、医生和画家的制造/加工之例程揭示了可行性（feasibilities）之新视野，这是他们的物质成果。世界并不是一切有待发现的事物，而是一切可以纳入行为之常规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是操作性革命（operativistic revolution）的名称之一。它将导致一种新的世界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掌握更高级别的人造性（artificialities）将成为常态。

地球仪之制作乃近代探索人类宇宙基础的最重要的例证；从 15 世纪晚期开始，地球仪作为地理启蒙（geological enlightenment）之主要媒介在欧洲地球仪使用者中传播开来。地球仪的原型来自希腊和阿拉伯，从近代开始，地球仪成为可操作地球理念（operable earth idea）的主要标志。它们不仅在欧洲扩张主义者的眼前以各异的精确度展示了地球这个地理单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首先是地球作为现代人类行动之陪衬物。地球和地球仪构成了现代符号学之范式；表征地理学（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y）标志着 "世界图景时代"的开始。[2] 由于地球仪 "足够准确"地描绘了地球，因此对于现代图标（iconic）系统的使用者来说，意义之真实性已经确立；任何在描绘能力方面不比地球仪更不准确的东西都可以被认为是足够真实的。

纽伦堡的贝海姆地球仪（Behaim Globe）和拉昂地球仪（Laon Globe）是欧洲早期表现完整地球的最古老的现存地球仪，它们都是 15 世纪最后十年的作品，仍然显示出哥伦布时期以前的大陆轮廓；从图形上看，它们是前现代的和前美洲（pre-American）的作品。尽管如此，这两幅地图还是完美地展示了近代早期学者、商人和大臣们对地球全貌的新认识。纽伦堡议员们用左手就可以转动这个地球仪，它是 1492 年由年轻商人马丁-贝海姆制作的，当时他刚从里斯本带着新的地理见解归来；地球仪直径为 50.7 厘米，地球图像的比例缩小为 1:25,000,000。直径为 17 厘米的金属拉昂地球仪甚至可以单手握持；乍一看，它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中世纪的帝王宝球。然而，帝王宝球（imperial orb）与地球仪从根本上属于不同的时代：如果说帝王宝球作为圣球之形象，代表了德国凯撒左手中的存在之球，那么后者则是世界之封建象征，显示了宇宙是如何作为神圣的领地存在于人类之手中。另一方面，地球仪是一个时代的亵渎性的、世俗的世界能指，在这个时代，地球上的所有点都被想象成欧洲人可以平等接近并加以利用的中心假定——它不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象征，而是一个已经成为常规的地球交通媒介。即使语义学家认为有义务提醒人们地图并非土地，但大多数现代欧洲人确实相信地球仪就是地球。这个无忧无虑的等式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以同样的精神再现并制作地球和地球仪。地球仪就是地球，因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对地球的完全利用。地球之完全使用是在地球仪课程之前进行的，该课程告诉我们，地球表面（surface）的所有点都可以通过均质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和可用性（availability）假设加以描述，以便欧美人进行介入、干预。

与此相一致，地球仪时代的结果是人类对地球的干预之急剧全球化。在这里，人为的怪物变得清晰可见。在哥伦布航海和首次太空旅行之间的半个千年（half-millennium）里，新欧洲人实际使用地球（earth-use）的习惯在真正的地球空间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会忘记的。与历史的三重基本定义相对应，将地球用于历史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是戏剧性的含义，因为历史意味着经济与政治帝国之间争夺霸权的运动或斗争；在这里，地球主要被用作一场绝对必然上演的戏剧的舞台。第二，经济——炼金术的解读，因为历史主要是获取财富的事业；在这里，对地球的使用意味着将其解释为一切加工、制造之资源与框架。第三，将历史解读为出走和解放；在这里，一切狭隘的、地方的和根深蒂固的东西都被解放到了无边无际的、无处不在的应许之地；在这里，使用地球意味着将其作为世界交通之衬托——作为信息之背景、境点（crossings）之地形与运输之载具。

通过欧洲地球仪，地理测量中的 "怪物"有两种表现自己的形式：一种是浅层的（shallow）怪兽，即地球仪为我们的宇宙位置提供了均一的模型——以地球之图像作为日常泰坦精神[3]（everyday titanism）的指南；另一种是深层的（deep）怪兽，即我们通过地球仪来观察地理单子。后者——因为它是一个单子——本质上无法被理解，只能在其唯一性（uniqueness）中冥想、打坐。作为生命那唯一包罗万象而怪诞不经的寓所，它是无法言说的个体。现代性是地理怪物犯罪的时代，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地理启蒙的过程。因此，20 世纪在现代性犯罪时代中扮演着顶峰的角色，因为在其过程中，历史和地区之不在场证明日益被消除，所有同时代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人造怪物的证人或帮凶。在 20 世纪，图像世界主要在浅层怪物的意义上发生了爆炸：地球之图像现在为空间提供了框架，所有其他图像都必须通过这个框架传送。地球成了图文并茂的杂志，所有其他插图都在上面流通。

当然，在伟大的现代艺术作品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作品是对地球这个深层怪兽的回应。然而，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它们才能达到与地理单子同等的怪物程度。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现代的怪物是作为一个犯罪时代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时代所有重要的思想、形式之作品都是我们地理测量之间接古迹、纪念碑。它们展示了地球上的可能之状态。它们证明，人类式可能（humanly possible）现在总是意味着怪物，无论是日常行为还是奇异行动。 它属于这个地球，被它的艺术爆发所照亮。海德格尔在他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中写道 "地球作为一个越轨、偏差之非-世界（the un-world）出现。从存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错误的星球。"[4] 德勒兹和瓜塔里拟定的两个问题，其答案仿佛来自不同的星球："地球认为自己是谁？”，以及，”人认为自己是什么”。[5]

千禧年

在两千年前夕，六种世界语言在海德格尔 1945 年左右称之为 "错误的星球"上站稳了脚跟： 英语、美元、跨国品牌、流行音乐、新闻以及抽象艺术。它们在功能上的共同点是种内（intra-species）交通之同步化（synchronization）。从 1492 年到 1945 年，在欧洲中心主义时代的影响下，地球上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外交和信息常规方式实现的互动系统。将散落在地球上的 “伙伴（partners）"带入一个共同的世界时间的必要性在所有全球化常规之基础上生效（The necessity of bringing the ‘partners’ scattered across the earth into a shared world time takes effect on the basis of all globalization routines）。所有文化革命之目的都是同步化——这意味着将人类带入地球当下之同步性。因此，现代总是人类前进的时代。数百万年来，人类一直处于分散状态，这种状态一直贯穿于古老的地区帝国，而全球化则废除了这种分散状态。欧洲的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结束了人类散居的历史。从 1492 年起，时间之怪物是 "世界社会"被挤压成一个新的、同时存在的统一体。现代的精神创伤不是失去中间，而是失去与众多他者的距离。因此，现代化是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物种而建立的时间康米主义。

如果人类按照现代标准来解释自己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强制性的社群团体之成员，而这个社团不再允许任何逃避——看过地球仪和新闻的人几乎都不会对自己与其他物种同属一个群体抱有其他幻想；我们现在已经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了时间康米主义者和生物康米主义者，就像一个四面八方皆是亲戚的遗传普世教会的焦虑沮丧的成员。现代人一定想知道赛里斯人和冰岛人今天在干什么。罗伯特-瓦尔泽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找到了答案：满脑子都是国家问题——这难道不意味着会成为不对称（性）（disproportion）之牺牲品吗？随意拖入数百万人，这对大脑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 .]在上述句子的混杂声中，我仿佛听到了远处的米诺陶斯（Minotaur），在我看来，他所代表的不过是在理解国家问题时所遭遇到的皮毛蓬乱的困难[......][6]。

国家问题是人类（mankind）问题之微小变化，在人类问题中，我们将怪物视为常态。在 "世界图景"中对地球行为互动（earth actionism）的描述必然伴随着世界时钟系统和世界新闻系统。这两种系统的使用远不像以前观察地球仪那般无害；其最终后果是将人们从他们的地方历史、民族节奏以及国家日历中分离出来，将他们纳入均质的、同步的世界时间中。这使他们成为不对称游戏的积极参与者。我们所说的现代性是与同步世界形式的共谋；现代化是生活形式对同步世界常规的适应；而现代主义则是这种适应之精神，是同步的存在主义。它意味着平等主义之终极形式，即在均质的尘世当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种平等本身就是人类在新闻面前的平等。因为新闻不仅仅是上述意义上的世界语言体裁，同时也是从历史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调整。当今的新闻系统只有在全球化的世界形式中才成为可能，在全球化的世界形式中，均质的事件空间被探查同以往状态之间的差异。这种探查的结果被输入同步世界媒体之管道；这些管道可以说是均质化人类之永恒存在同自身的述行语（performative）[ the performative of the eternal present of homogenized humanity with itself]。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告知同步世界其同步性。

总有一些国家的元首在某个地方就某个问题举行世界峰会；总有一些军队以某种借口和数字向被指控犯有某种罪行的敌人挺进；总有一些货币跌破以前无法想象的最低水平；总有一些大公司在某些合资企业中与其他一些公司合并。总有一些纪念活动在公众的同情下于某一天举行，纪念过去某个时代的某些事件；总有一些事情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可以作为一些普遍记忆的素材。总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在一些回顾、追溯展览上受到某种程度的表彰。

在同步世界中，同步性（simultaneity）之上演有两种方式：作为一种当下性（currentness）之文化，同步文化每天都在梳理全球事件之脉络，以觅得那些足以引起关注的结点或差异；作为一种周年纪念文化，它确保我们与过去所有具有区域/地方影响力的事件保持同样的距离。它所坚持的规则是，所有曾经作为潜能或事件而推动历史发展的事物，现在都变成了均质的周年纪念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步世界的信息系统保证了我们正在形成的后历史性。我们生活在不断向其过渡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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