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我们可以理解，随着人造因素在现代性中的根本增长，这一思路必然会导致对人造世界被"存在"[Seinsverlassenheit]所遗弃的全面批判（a totalizing criticism of the artificial worlds’ abandonment by being [Seinsverlassenheit]）。最后的 “存在"之思想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视为缤纷死亡之环境（即机器、仿真拟像和能指流）中最后的生还者。对他们来说，艺术史之最新阶段是一场由灵魂之遗失所照亮的恐怖之舞。用忠实的古人的眼光来看待人造世界，它就像虚无主义的唯意志论一样腐烂。在中心，策展人作为被理性（或导演、专题编辑、文化顾问或艺术节总监）抛弃的教皇正襟危坐、高高在上。海德格尔用一种仍以起源之富丽堂皇为后盾的第一性来反驳这种人造的、本体论上的次要世界：白桦树从未超越它的可能性。蜂群在其可能性的范围内生存。只有在技术中确立了自身普遍有效性的意志，才会将地球拖入人造之耗竭、剥削和改变之中。它迫使地球超越其可能性之发展回路，进入不再可能的东西，因此也是不可能的东西。[9]

任何想把艺术史和技术史当作存在史来读的人，都会发现——正如海德格尔的例子所说明的——除了举目皆见的终结之外，什么都没有：对存在的遗忘，艺术史作为对实体（substance）的解释的终结，人类堕入不可能和多媒介的死亡灵魂。我们不得不承认，人造物之历史无法再以存在史之方式发展。人造事物——如果从 "存在"的角度来设想——将永远无法摆脱对最初的感官的和灵魂的财富的背叛之嫌疑。对 "存在"的思考不足以理解现代性之构成要素：行动中的去动物性（de-animism）以及人和物之间的主体性之重新分配。先进文明建立在发现和发展主体与客体或灵魂与事物之间的区别的基础上，而现代性则颠覆了这些历史悠久的区别及其过度简化的力量。这就启动了一个渐进的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属于灵魂的东西被转移到了事物的领域，原本主观的东西被纳入了客观的范围。哥特哈德-京特（Gotthard Günther）是二十世纪最先进的技术理论的奠基人，他指出了这些转变的世界历史目的：在迄今为止的技术发展史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一直被错误地描述，因为传统思想将大量的特质赋予了灵魂领域，而这些特质实际上属于事物的一面，可以被理解为更高阶的秩序的机制[10]。

这就需要对人类在先进文明时期塑造的自身形象进行无限深远的修正。

这一修正过程将是下一个重要的世界历史时期的核心问题。[11]

因此，现代性作为逐步人造化的千禧年，其本质乃技术上的"对虚无的逐步征服”。未来之深度在今天只能被视为人造之增长维度的复合体。然而，这种增长不能再被视作存在史的阶段之一；如果要从概念上加以处理，就必须将其视作虚无之展开历史（unfolding history）。虚无越来越成为进步能力之真正要素。如果说思想必须与存在相对应，那么与虚无相对应则是大胆的跃进：渴求、行动和创作是对这样一种认识的充分回应：在虚无中，虽然什么都无法确定，但什么都可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虚无乃现代性的要素；现代性之开端是行动，而且将永远是行动，或者用现代术语来说，是承诺、事业（undertaking）。通过能动的意志，可以在虚无中迈出巨大的步伐，提高人造化程度；这将为后来的思想提供对存在者进行反思的蓝图。

如果说，近三千年前，古典思想是在一种势不可挡的、压倒性的印象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印象即，所谓的大自然永远是完备的，它对人类的一切行为似乎都具有不可逾越的抢先性（headstart）（这为宗教情感提供了逻辑基础），那么，这种已经精确的思想也阐明了——尽管感觉被眼前的存在所压倒——一种具有自身本体论重量的精神契据，其最遥远的后果只有在现代性中才会显现出来。古典理性试图思考自然之本质，从而产生了形而上学特有的崇高平静。它的要素是精神（spirit）或石材，二者都被理解为凌驾于一切行动之上的极端实体性，在它们之外，其他实体性显得毫无意义[12]。另一方面，现代思想却被自身的力量所迷惑；它注意到自身是力量、圆满和性能；它对自身的行为愈来愈感到发窘、激动（activated）和留意，它追随着人为的历史，而历史最终必须系统地进行。它对 "存在之物（that which is）"的干预程度不断加深。在其提升的过程中，它必须接近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人类意志将变得足够强大，成为古典实体（classical substance）的对手。非自然和存在（Non nature and being）失去了它们在本体论上的垄断地位：它们发现自己被接二连三的虚无中的人造物以及一个意志之后自然世界的兴起（a post-natural world of the will）所挑衅乃至取代。

毫不奇怪，在先进文明时代，存在之堡垒总是瞧见一个黑暗的阴影在他们周围悄然爬行——这就是虚无，最初（在存在之单价概念占主导地位，只有存在才是，而虚无不是的情况下）只能被想象成违背存在的东西，想象成用幻觉和虚影愚弄人类的空无。然而，随着现代虚无主义的出现，作为现代之主要特征，人类实施前所未有的、深不可测的行为和发明新事物的能力得到了正式承认，并以一个引人注目的、尽管仍然是诽谤性的、中伤性的名称普遍呈现出来：无现在变成了有——本体论领域呈现出多价性。从那时起，虚无主义之 "虚无"的恶毒面目就逐渐消失了。我们现在知道，虚无主义之虚无代表着创造性之反面——有哪一种现代性会允许自己被剥夺创造性的生活的和意志之项目的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呢？在即将到来的现代性状态的整个世界时间里，对人造性的意志高于对轮廓分明的、定义明确的自然或规范的古代性的意愿（willingness），是毋庸置疑的。任何新天主教思潮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在现代性之核心，一旦其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只有发明家、艺术家和企业家才能在塑造自身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很明显，作为存在者之相关（物），”思想（thought）"本身正在成为意志与项目之文化的部分功能。存在之牧羊人——被困在纯粹的技术剩余的（extra-technological）存在性与纯粹地顺从的反思之美梦中——走向了边缘；事实上，存在本身作为过去自由的领域，现在似乎是一个狭隘的本体论领域——它被推到了意志、创造和项目之 虚无-"基础"（nothing-‘based’）的帝国边缘。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逃离存在的现象，就像农村人逃往城市一样；项目空间的新企业家、艺术家、组织者、方案撰写者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都在不断地从沉思躲避的旧世界移居到为项目开放的虚无新世界。这些来自存在的逃离者的典型姿态是，以一种建构性的姿态来承担领导责任，而这种建构性的力量是建立在有能力继续的基础之上的。企业家和艺术家并不守护或保存 “存在（there is）"；他们从从未以这种形式存在过的事物中释放出并创造出作品，不断排斥既定的事物。旧的存在及其实体发现自己的园地被日益强大的新型实现、变卖之增补搞得杂草丛生，这些新的变卖、实现方式之结果作为人造化行为在机制的和图像的文化中传播开来（Old being and its entity find themselves overgrown with an increasingly powerful supplement of new realizations whose results spread as acts of artificialization in cultures of apparatus and images.）。曾经被称为“存在（being）"的东西已经变成了矗立在摩天大楼中的娇小教堂，抑或是电脑打印、输出的上帝存在证明书。从玻璃和钢铁、新的劳作材料和新的书写系统中，生长出一个无法封闭的夹缝（in-between）世界，它无法被任何综合体所控制，既不是自然，也不是仍在孵化的、尚未实现的、通向新颖性的意志，而是作为过去意志的机制世界（apparatus as past will）之结晶，以及作为大量贬值人造制品废弃物的技术垃圾；巨型城市、博物馆和垃圾堆是当代怪物工业的典型产物。

自十七世纪以来，激活革命（activation revolution）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自我激励的升级系统。它的持续成功确保了艺术史之终结不会像技术史或国家史之终结一样。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最好的艺术正在，或即将，诞生。任何认为自己望到了即将到来的终结的人，都是在疲劳的基础上对世界事件做出了错误的结论。真正的终结，是从存在史之角度对艺术史、技术史和意志史进行思考的可能性。作为世界进程的现代性进一步升级，达到了公然的怪物犯罪的时代；因为它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虚无历史之圆满形式，而这种虚无之历史主要对现实（reality）具备力量。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意识到旧的本性（natures）仍然需要在其中得到培育，这导致了一种观念之成长——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绿色关怀（green concern）之空间。将后者与现代社会以及生活形式之自由-历史成果进行（具有）生产性的有效配置：这一任务如今已成为曾被称为哲学的思想的最前沿。

人类，因此，在不断扩大的日常活动中扩展自己的意志视野，就能眺望到广阔的时间层之排布深度。在这个时代，任何纯粹依赖于存在的人都会经历全方位的消耗与磨损。持续现代性之力量在于不可能穷尽虚无。

参考文献：

1. 参见Sloterdijk, S II，第8章:“Zu einer philosophischen Geschichte der terrestrischen Globalisierung”，第801-1005页。

2.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片的时代”，摘自《人迹罕至》，编译。朱利安·杨和肯尼斯·海恩斯，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7-85页。

3. 泰坦精神，对社会、文艺创作等习俗的造反精神

4. 海德格尔，“Ü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见Vorträge和Aufsätze，斯图加特:Klett-Cotta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5. 参见《哲学的终结》中的“克服形而上学”。Joan Stambaugh, Harper and Row出版社，1973，第108-9页，Wieland Hoban译。吉尔斯·德勒兹和菲姆斯·瓜塔里，《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纽约:连续出版社，2004年，译。Brian Massumi，第44和71页。

6. 罗伯特·沃尔瑟，《假面舞会和其他故事》，英译。Susan Bernofsky，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7. 译者注:“unbegen in der Modernität”这个短语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让人想起弗洛伊德的《Das unbegen in der Culture》，这本书的英文名称是《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但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文化中的不安”。

8. 参见Hans Blumenberg的文章《Nachahmung der nature》。《人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schöpferischen，《人的思想的发展与发展》，斯图加特:Reclam, 1981年，第55-103页。

9. 海德格尔，《Überwindung论形而上学》，第94页。见《克服形而上学》，第109页，维兰德·霍班翻译。

10.《哥达gnther》，Beiträge zur Grundlegung einer operationsfähigen Dialektik，卷3，汉堡:Felix Meiner, 1980年，第224f页。

11.《哥达出版社》，Beiträge zur Grundlegung einer operationsfähigen Dialektik，第224f页。

12. 旧的事物本体论使反思不真实;旧的精神本体论使物质不真实。这两种还原(以本体论的一元性为条件)至今仍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者(实证主义)模式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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