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弗洛姆的理论属于新弗洛伊德主义。

新弗洛伊德主义有时亦被形容为新阿德勒主义,因为归属于这一学派的学者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人际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如在弗洛姆的理论体系中,人际精神分析所强调的“互动主义”“人际主义”原则便均有所体现。（1）

（拓展阅读：《 如何看待弗洛姆《爱的艺术》中关于爱不是缘分而是能力的问题的观点？》）

弗洛姆的贡献在于，他沿着阿德勒的道路继续前进，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分析结合起来。

但是，弗洛姆继承的马克思，不是现实主义的老年马克思，而是人文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受青年马克思影响，弗洛姆被费尔巴哈人本学污染了，失去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精髓。

首先，当弗洛姆采纳弗洛伊德的爱欲观并把爱设立为自我与他人的扭结点时，他所吸纳的只是一种静态的爱欲模型。这种模型假定爱欲（作为压抑的反面）一定能导向幸福，却忽略了爱欲本身的嬗变性与复杂性。在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那里，爱欲导向幸福的承诺并非对所有人都有效，并且，爱欲与文明的辩证张力也绝非弗洛姆所简化的乐观主义版本。弗洛姆忽视了弗洛伊德爱欲背后变动不居的力比多动力学，因而也就没能以一种动态的爱欲视角看待它的社会功能。假如弗洛姆秉持这种乐观的爱欲观，那他将无法解释弗洛伊德的“死亡冲动”等后期概念。其次，弗洛姆的爱之共同体构想建基于他对全人类之爱的普遍性幻想，从而忽略了爱的非同一性与异质性（这一点从他把梦视为“全人类的语言”中也可看出）。普遍性幻想的矛盾之处在于，既然每个人爱的能力不同且爱之潜能被激发的程度不同，又如何保证人际关系能够达到绝对和谐？在弗洛伊德那里，爱欲起源于性欲这一无意识冲动，它是异质性的存在。但弗洛姆却将爱赋予了理性的、同一的特质，并幻想在爱的共同体中培育出“理性信仰”以巩固社会的统一。（2）

在《爱欲与文明》出版前几个月，马尔库塞曾在纽约《异议》（Dissent）杂志上发表了他对弗洛姆的批判。在这篇名为“对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批判”（Critique of Neo-Freudian Revisionism）的著名文章中，马尔库塞以“压抑”（repression）概念为切入口，揭示出弗洛姆对全人类幸福和谐的理想架构与社会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压抑性社会中，个体幸福与生产性发展对社会来说是矛盾的。如果它们被规定为必须在这个社会内部实现的价值，那么它们本身就是压抑性的。”在马尔库塞看来，爱之艺术及其对幸福的许诺本身构成了一种新式的道德律令，即“一定要幸福！”（2）

齐泽克站在阿多诺－马尔库塞的立场上，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伟大之处在于揭示了一个不可调停的僵局: “一方面，文明的整个发展都受到谴责……它出于为统治和剥削关系服务的需要，压抑了驱力潜能; 另一方面，作为不让驱力得到满足的强制手段，压抑又被认为是人类更高级活动———文化———的出现所必需和不可超越的条件”。正如前文所述，这一僵局正是文明与压抑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在，它在当下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进一步放大而成为了现实生活之必要形式。这种现实的矛盾无疑为理论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为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区分驱力的压抑及其升华，任何想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划一条分界线的努力都是只能注定……多此一举”。在此，精神分析修正主义（如弗洛姆理论）的问题在于，他们试图以“文化主义”的名义鼓吹非压迫性升华，这在批判理论看来无疑等同于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掩盖社会矛盾。对批判理论而言，精神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对抗性本质，而不向强求虚假和谐的要求让步。（3）

拉康之爱要比弗洛姆之爱更符合弗洛伊德主义。

和弗洛姆以及马尔库塞指向他人的爱欲不同，拉康所谓“希望被爱”的本质不是一种为他的爱，而是一种为我的爱，即自恋：“对我们来说，最有价值的是去理解爱的功能——即爱的基本自恋结构”。拉康进一步将爱之自恋结构定位到主体之想象界，并认为它是与象征秩序对欲望的压抑不同的一种现象。爱是隶属于自我领域的一种想象现象，明显对立于从实在界注入到象征秩序的欲望。如果说象征秩序是对实在界欲望的一种“阉割”或压抑，那么，爱就是未被象征秩序招安的想象。在爱的情境中，主体想象自己的匮乏得到了满足，也想象自己拥有了一种主动去爱的主体性。但是想象归想象，这种美好的愿景只能是虚假的幻景。真相永远是残酷的：“作为一种镜像反射的虚假幻境，爱在本质上是欺骗。”通过将爱指控为欺骗，拉康揭露了爱之想象的虚伪性。这种虚伪的想象曾在弗洛姆与马尔库塞的文本中被真诚地对待，并被赋予了建立爱欲共同体以及艺术理想的重任。不过在拉康这里，爱欲只能是提供想象的虚幻泡沫，它在介入现实前就业已破碎。（2）

拉康以中世纪“骑士之爱”（Courtly love）的诗歌主题阐明了艺术幻象的虚幻性。在这类主题中，男性往往以最浪漫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意并宣誓自己对女性的忠诚。而实际上，追求到手的女性往往只作为骑士政治交易的手段，或是彰显自身男子气概、家庭财富、尊贵地位的象征物而存在。女性本身成为了被爱异化的牺牲品。因此，“骑士之爱”中崇高的女性形象只不过是浪漫的幻象，它们遮蔽了现实生活中“女性沦为手段”这个根本的原初创伤。拉康认为在骑士之爱中，“女性不过是社会交换功能的一个相关项，不过是一定数量的‘财富’（biens）与权力标志的支撑。她在本质上被等同为一种社会功能”。（2）

真正符合弗洛伊德主义的新弗洛伊德主义，不是讲关系和谐的乐观主义，而是讲关系矛盾的悲观主义。

引用文献：

（1） 从“占有”到“存在”: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交往观

（2） 刘宸丨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艺术理想中的爱欲困境 ——兼论拉康对齐泽克的启示

（3） 黄玮杰 | 剩余压抑与剩余快感——一种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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