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五）

5.5 证言

证言不同于我们上面考虑的那些认识来源，因为它不由它自己特有的认知能力来区分。相反，通过证言获取知识 p 就是基于某人说到p而知道p。“说到p”有着十分广泛的含义，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博客上的帖子，记者的文章，以及电视、广播、磁带、书籍和其他媒体传播的信息。所以，当你问旁边的人现在几点了，她告诉了你，然后你就知道现在几点了，这就是基于证言得到知识。当你从《华盛顿邮报》了解到2005 年7月22日发生在沙姆沙伊赫的恐怖袭击造成至少 88 人死亡时，这也是基于证言获取知识的一个例子。

有关证言的知识论难题是：为什么证言是一种知识来源？外在主义者可能会说，证言是一种知识来源，当且因为证言出自可靠的来源。但在这里，相较于运用我们能力的那些情形，内在论者对这样的答案更为不满。假设你听见有人说到“p”。再假设这个人在p是否为真的问题上是完全可靠的。最后，假设你对那个人的可靠性一无所知。难道不能得出如下结论：既然那个人的可靠性对你是未知的，那个人说到 p 并不能让你知道 p？但是，如果证言来源的可靠性不足以使其成为知识的来源，那么还需要别的什么呢？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认为，出于我们的天性，我们会认为证言的来源是可靠的，并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可信的，除非我们碰上具体的反对理由。但是，这只是对我们实际上对待证言的态度的陈述。是什么让这种态度是合理的呢？人们可以这样来论证，在有关证言来源的个人经历中，我们已经积累了长期记录能显示证言是可靠的。然而，一旦想到来自证言的知识其范围之广，我们就会怀疑我们的个人经历是否能够构成一个足够的证据基础，使我们可以得到辩护地将可靠性归于我们倾向于相信的证言来源的总体（进一步讨论见E.Fricker 1994和M. Fricker2007）。与这种成绩记录途径不同，另一种途径是断言这是一个必然真理：对证言来源的信任至少是初步得到辩护的。尽管这一观点得到了明显的支持，但它需要解释，是什么让这种信任必然地得到初步的辩护。这种解释依然存在争议。[60]

6.认知成功的限度

6.1 普遍怀疑主义和有选择的怀疑主义

现代知识论的很多研究都旨在解决一种或多种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挑战的是我们前哲学的自我认知成功的概念。来自怀疑主义的挑战多种多样。这些不同挑战间的一个差别在于，它们针对的是不同种类的认知成功：怀疑主义挑战的可能是我们对知道的断言，或对得到辩护地相信的断言，或对有辩护地相信的断言，或对有良好理由相信的断言。另一个差别在于：怀疑主义可以是完全一般的，针对获得任何认知成功的可能性，也可以是有选择的，只针对获得与特定主题（如过去、他人的想法、我们意识之外的世界）相关的认知成功的可能性，或与形成信念的特定方法 （如知觉、记忆、推理等）相关的认知成功的可能性。

普遍怀疑主义和有选择的怀疑主义各自提出了不同类型的挑战，也使用了不同种类的论证。普遍怀疑主义攻击的是，某种认知成功明显是矛盾的。例如，一个普遍怀疑主义者可能认为，辩护需要辩护者的回溯，但这种辩护者的回溯无法被任何有限的心灵所把握——因此，怀疑主义者会得出结论，有限的存在者无法得到辩护地相信任何事情。普遍怀疑主义者还可能主张，知识需要确定性，并且确定某事意味着不再有任何不确定的地方— —由此，怀疑主义者会得出结论，我们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见Unger 1975）。

相反，有选择的怀疑主义通常是借助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主义假设。一个怀疑主义假说是说：你声称知道的那些事实（无论这些事实是有关过去、他人的心灵，还是独立于心灵的世界……）在所有方面都可能和它们向你呈现的样子根本不同。因此，怀疑主义假说区分了两个方面，一是事物向你呈现的样子，一是事物如其所是的样子；这样区分被用来挑战关于后者的认知成功。下面是一些著名的怀疑主义假说：

· 我周围的所有人都是机器人，他们表现得就跟他们有思想和感觉一样。

· 整个宇宙是在不到 5 分钟之前被创造出来的，其中充斥着关于遥远过去的虚假记忆和其他误导性证据。

· 我躺在床上梦见了我现在正察觉到的一切。

· 我只是一个缸中之脑（简称 BIV），在电化学的刺激下，获得了我现在拥有的所有心理状态。

怀疑主义可以利用这些假设构造各种论证，来挑战认为自己能够获得认知成功的前哲学观点。比如BIV 假说，就可以用于构造各种怀疑主义论证。一种做法是这样的。根据 BIV 假说，你作为一个BIV所获得的体验，跟你作为一个正常人所获得的体验，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是“从内部”不可区分的。因此，虽然呈现于你的是似乎你是一个正常的有身体的人，然而呈现给 BIV的一切都和你完全相同。因此，事物向你显现的方式无法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 BIV。但如果事物呈现给你的方式不能给你提供这样的知识，那也就没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你无法知道你不是一个 BIV。当然，你已经知道下面这些：如果你是 BIV，那么你没有手。如果你不知道你不是一个BIV，那么你就不知道你不处于一种没有手的情境当中。如果你不知道你不处于一种没有手的情境当中，那么你不知道你不是没有手的。你不知道你不是没有手的，也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有手。我们可以将这个怀疑主义论证总结如下：

BIV式的知识闭合论证（BKCA）

（C1）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 BIV。

（C2）如果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 BIV，那么我不知道我有手。

（C3）我不知道我有手。

由上可知，（C1）和（C2）是非常合理的前提。因此，BKCA 似乎是可靠的推理。若如此，就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手。但是这个结论显然不对：如果我的确不知道我有手，那一定是因为我与我是否有手这个问题的认知关系出现了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来说，而不会是因为 BKCA提到的那些平淡无味的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挑战：BKCA 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它呢？[61]

利用 BIV 假说构造的其他怀疑主义论证如下。

BIV 辩护的非充分决定性论证（BJUA）

（U1）事物呈现于我的方式可以用以下两种假说同样好地解释：一个是BIV假说，一个是我的日常信念：即事物呈现于我的就是其本来的样子，因为我能知觉到独立于心灵的客体。

（U2）如果两种假说都同样好地解释事物呈现于我的方式，那么我就不能得到辩护地相信其中一种而不是另一种。

（U3）我并不能得到辩护地相信我知觉到独立于心灵的客体。

BIV知识的可否决性论证 （BKDA）

（D1）如果我知道我有手，那么我知道任何显示我没有手的证据都是误导性证据。

（D2）如果我知道某些证据是误导性的，那么我知道我应该忽视这些证据。

因此，

（D3）如果我知道我有手，那么我知道我应该忽视任何相反的证据；

（D4）我不知道我应该忽视任何相反的证据。

因此，

（D5）我不知道我有手。

BIV 的认识可能性论证（BEPA）

（P1）我是一个 BIV 至少是有可能的。

（P2）如果我有可能是 BIV，那么我就有可能没有手。

（P3）如果我有可能没有手，那么我就不知道我有手。

（P4）我不知道我有手。

显然，这一怀疑论论证系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扩展：或者改变（a）所使用的怀疑主义假说，或者改变（b）被挑战的认知成功类型或者改变（c）连接（a）中提到的假设和（b）中提到的认知成功的知识论原则。

在由此得出的怀疑论论证中，有些可能比其他的更合适，有的在历史上必其他的更出名，但这里没有篇幅作全面的介绍。我们只能回顾一些对上述四种论证比较有影响力的回应。

6.2 对闭合论证的回应

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对 BKCA 论证的各种回应。根据第一种回应，如果我们区分了相关替代假说与非相关替代假说的话，就可以看出（C2）为假。命题 p 的替代假说是任何与p 不相容的命题。“你有手”与“你是缸中之脑”互为替代假说。如果前者为真，后者就为假，反之亦然。在BIV论证前提二的背后是这样一种想法，你知道你有手，仅当你能区分你实际上有手和你是一个无手的BIV这个替代假说；但是根据假设，你不能区分这两者。这就是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有手。在回应这种推理的时候，相关替代假说理论家会说，你不能区分二者并不能阻碍你知道你有手，原因在于，“你是一个 BIV”，并不是“你有手”的一个相关替代假说。那什么才是一个相关替代假说呢？比如：你的手臂末端是残肢而不是手，或者，末端是钩子而不是手、末端是假手。这些替代假说并不妨碍你知道你有手——不是因为它们不相关，而是因为你能将这些替代假说与“你有手”区分开来。因此，相关替代假说理论家认为，你知道你有手：你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你能将其与相关的替代假说区分开来，比如“你有残肢而不是手”这个替代假说。

所以，按照相关替代假说理论，即使你不知道你不是 BIV，你也知道你有手。这种解决路径存在两个重要问题。首先，除非相关替代假说理论家能够增补一个原则以解释什么是相关的替代假说、什么是不相关的替代假说，否则我们将BIV看做是不相关的替代假说就是一种特设性的说法。其次，前提二是十分合适的。否认前提二会允许以下合取为真：

糟糕的合取

我知道我有手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无手的）BIV。

很多知识论学者会觉得，这个合取确实糟糕，因为它公然违反了最基本也是最合适的直觉，那就是在不知道你不是 BIV 的情况下，你无法知道你有手。[62]

对 BKCA 的另一种回应认为，我们需要拒绝的是前提一，而不是前提二。摩尔曾指出，一个论证只有在其前提比结论更合适时，这个论证才算是成功的论证。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某个论证的结论相比其前提的否定更不合适，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翻这个论证。根据这种路径，我们可以这样回应 BIV 论证：

反驳 BIV

（~C3）我知道我有手。

（C2）如果我不知道我不是 BIV，则我不知道我有手。

（~C1）我知道我不是 BIV。

除非我们怀疑或者反对闭合原则，我们肯定会承认这个论证是可靠的。这个论证是有效的，且其前提为真。但是很少有哲学家会认为，这个论证很好地反驳了BIV论证。因为该论证不能解释你是如何知道你不是 BIV 的。BIV 论证的前提不如其结论的否定更合适，我们观察到了这一点，可这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此类知识是何以可能的。摩尔式回应缺乏一个解释：我们如何知道自己不是 BIV。由此，摩尔式回应常被看作一个不成功的反驳。[63]

我们已经考察了对 BKCA 的两种回应。相关替代假说理论不合适地否认第二个前提。而摩尔式回应否认第一个前提，但没有解释我们何以拥有第一个前提所否认的知识。而语境主义作为第三种回应，成功地避免了上述两个问题。语境主义者认为，动词“知道”对其所在的句子的真值条件的确切贡献，因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讨论 BIV假说的语境中，认知者“知道”一个事实仅当他满足了一些极高的（通常是不可实现的）认识要求，这就解释了为何（C1）为真。但是在不涉及 BIV 假说的语境中，即便认知者没有满足那些极高的认知要求，认知者也“知道”一个事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单独看（C3）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是假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语境主义的相关文献大幅增多。不同的语境主义者对语境特征如何影响动词“知道”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每种路径都遇到了一些具体的挑战：或是针对它所假定的语义机制，或者针对它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有关“在何种条件下认识断言是合适的”的全部事实。[64]

6.3 回应非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论证

前一节讨论过语境主义和摩尔主义的回应，它们都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二者都认为某人可以知道他不是 BIV（即使语境主义者仅在“知道”的低标准语境中认可这一点），但这两种观点都不能解释人们如何知道这件事。假设，一个 BIV 拥有和我完全一样的全部心理状态——包括所有的知觉体验——那么我如何得到辩护地相信我不是一个 BIV 呢？如果我不能得到辩护地相信我不是一个 BIV，那么我如何知道我不是 BIV 呢？

当然，对于外在主义者而言，我们如何得到辩护地相信我们不是BIV这一问题不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从外在主义的角度看，你和 BIV 有相同的心理状态这个事实，跟你是否得到辩护地相信你不是 BIV 无关，因为外在主义者所说的辩护并不是完全由这些心理状态决定的。

那些不得不做大量工作去回答“我如何得到辩护地相信我不是 BIV”的哲学家，通常不是为了直接回应 BKCA，而是为了回应 BJUA。

什么能够为你的信念“你不是 BIV”作辩护呢？一些哲学家认为，你得到辩护地相信你不是 BIV，可能是因为你非常清楚目前的技术达不到创造 BIV 的水平。BIV 假说的支持者可能会觉得，这个回答还不如摩尔主义对 BKCA 的回答：如果你诉诸（你所认为你有的）当前的科技知识为“你不是 BIV”这个信念辩护，那么摩尔主义也可以用他有手的知识来为他的信念“我不是 BIV”作辩护。某些哲学家会接受这种反驳，但他们不想让信念的辩护基于纯粹的外在因素。在他们看来，你的信念得到辩护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你对外部世界的信念比 BIV 假说更好地解释了你的感觉经验。（见罗素 1912、Vogel 1990 对此理论的维护和对怀疑主义的反驳，另见Neta 2004 作出的反驳）。

6.4 回应可否决性（Defeasibility）论证

对 BKDA 论证最有影响力的回应是这样的：当我获得我没有手的证据时，这样的证据使我不再知道我有手。根据这种观点，在我获得这样的证据时，上述论证是可靠的。但在我获得这样的证据之前，（D4）为假，所以上述论证是不合理的。所以，（D4）是否为真，该论证是否可靠，依赖于我是否掌握了我没有手的证据。如果我确实有这样的证据，那么这个论证是可靠的，这样，这个论证就不再具有普遍怀疑主义的蕴含：它只表明，当我有证据表明某些事实不成立时，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事实。（Harman 1973和Ginet 1980拥护这种观点）

虽然这个回答获得了大多数哲学家的认可，但也受到了Lasonen-Aarnio（2014b）的有力挑战。她的论证是这样的：假设这是可能的：我们有超出必要的证据使得我们知道一些事实。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会得出：即便我们得到一些反驳它的微弱证据，我们可能仍然算是知道这些事实。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事实的置信程度完全不受这些微弱的反驳证据的影响，这也是不对的：虽然证据可能太微弱以至于不会破坏你的知识，但它也不可能微弱到一点都不会降低你的置信程度。只要你能够继续知道一个事实，同时出于对新证据的回应而合理地降低你对该事实的置信程度，那么这种流行的对否决性论证的回应就失败了。

对BKDA的其他回应还包括否定前提（D2），[65]否定前提（D4）（McDowell 1982, Kern 2006 [2017]），断言：由于“知道”的情境敏感性，（D4）只有在存在未来的否决者是相关的语境下才为真。但上述回应都未得到广泛的认可。

6.5 回应认识可能性论证

对 BEPA 最常见的回应是，要么否认前提（1），要么否认我们得到辩护地相信前提（1）为真。大多数学者会否认前提（1），他们的做法是基于各种能有的理由断定“我知道我不是 BIV”：知道某事不是如此就排除了它在认识上的可能性。[66]

但有几位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最出名的是荣格·奥尔布里顿（Rogers Albritton）和汤普森·克拉克（Thompson Clarke）（见 Albritton 2011，Clarke 1972）——并不认为前提（1）为假。相反，他们否认我们得到辩护地相信前提（1）为真。这几位哲学家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得到辩护地相信某事在认识上是可能的，是因为我们可以设想自己能发现它为真。比如，使我得到辩护地相信川普可能已经辞职的是，我能清楚地设想，我发现川普已经辞职了。但如果我试图设象的是我发现我是一个 BIV，我不清楚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可以设想碰到一些我是 BIV 的证据——但只要这个证据支持“我是一个 BIV”的假设，那它不也降低了自身的可信度吗？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我的证据”呢？（见 Neta即将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对此观点的详细论述）。如果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么不清楚我能设想发现我是 BIV？当然，从我无法设想发现我是 BIV，并不能推出我不是 BIV，甚至并不能推出我不可能是 BIV。但是，不管我有没有可能是一个 BIV，我都没能得到辩护地相信我可能是BIV。换言之，我没能得到辩护地去接受 BEPA 的前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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