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后果主义（一）

我们可以称之为完整规则后果主义的道德理论，它只根据后果来挑选规则，并且声称这些规则决定了哪种行为在道德上是不当的。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可以说是第一位规则后果主义者。他这样写道：“在制定一般的自然法时，指引我们的必须完全是人类的公共利益，而非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道德行为……尽管规则是根据人类利益制定的，但直接塑造我们实践的必须是规则。”（Berkeley 1712：第31节）通常被划分为规则后果主义者的学者包括澳斯汀（Austin 1832）、哈罗德（Harrod 1936）、图尔敏（Toulmin 1950）、乌尔逊（Urmson 1953）、哈里森 （Harrison 1953）、麦伯特（Mabbott 1953）、M.辛格（M. Singer 1955, 1961），以及最具影响力的布兰德特（Brandt 1959, 1963, 1967, 1979, 1989, 1996）和 哈萨尼（Harsanyi 1977, 1982, 1993），还包括罗尔斯（Rawls 1955）、埃佐斯基（Ezorsky 1968）、伊哈拉（Ihara 1981）、 哈斯利特（Haslett 1987, 1994: 第 1 章, 2000）、阿特菲尔德（Attfield 1987: 103–12）、 巴罗（Barrow 1991: 第6 章, 2015）、约翰逊（Johnson 1991）、莱利（Riley 2000）、萧（Shaw 1999）、胡克（Hooker 2000, 2005）、马尔根（Mulgan, 2006, 2009）、里奇（Ridge 2006、R.B. Miller 2009、 Parfit 2011、Cowen 2011、 Kahn 2012, 2013）、列维（ Levy 2013）、托比亚（ Tobia 2013），以及米勒（D.E. Miller 2014）。密尔（J.S.Mill）的伦理学是否是规则后果主义还存在争议（Urmson 1953；Lyons 1994:47-65；Crisp 1997:102-33；D.E.Miller 2010:79-110）。

1. 效用主义

2. 福利

3. 其他应当促进的善

4. 完整规则后果主义

5. 全域后果主义

6. 构造完整的规则后果主义

○ 6.1实际利益与预期利益

○ 6.2遵守与接受

○ 6.3完全接受与不完全接受

7. 支持规则后果主义的三种论证方法

8. 规则后果主义必定会蜕变、不融贯或者规则崇拜吗？

9. 其他对规则后果主义的反驳

参考文献

学术工具

其他互联网资源

相关条目

1. Utilitarianism

2. Welfare

3. Other Goods To Be Promoted

4. Full Rule-consequentialism

5. Global Consequentialism

6. Formulating Full Rule-consequentialism

○6.1 Actual versus Expected Good

○6.2 Compliance and Acceptance

○6.3 Complete Acceptance versus Incomplete Acceptance

7. Three Ways of Arguing for Rule-consequentialism

8. Must Rule-consequentialism Be Guilty of Collapse, Incoherence, or Rule-worship?

9. Other Objections to Rule-consequentialism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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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Entries

1.效用主义

当且仅当某种道德理论只根据后果的善性质来评价行动、性格特征、实践和制度，这样的理论才是某种形式的后果主义。效用主义是史上最有名的后果主义。效用主义仅根据总体净效益来评价行为、性格特征、实践和制度，而总体净效益通常指加总的福利或福祉。加总福利的计算方法是不偏不倚地计算每一个个体的收益或损害，然后将所有收益和损害相加，从而得出一个总值。但是，何为福利的最佳论说，后果主义者对此颇有争议。

2.福利

古典效用主义者（如边沁（Jeremy Bentham）、密尔和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将收益和损害看作只是与快乐与痛苦有关。福利就是快乐减去痛苦的这种观点一般被称为享乐主义。尽管享乐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Parfit 1984：附录一；Sumner 1996；Crisp 2006；de Lazari-Radek and Singer 2014年：第9章），但它仍然承诺这一论点：个人生活之好坏完全取决于其快乐减去痛苦，尽管快乐和痛苦的理解变得非常宽泛。

即使我们非常宽泛地理解快乐和痛苦，享乐主义仍然面临各种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在于，除自己的快乐和痛苦之外，许多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还非常关心其他事物。当然，这些事物之所以重要，可能是作为实现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手段。但是，许多人对这些事物的强烈关注，超过了其享乐主义的工具价值。例如，许多人想知道各种事物的真理，即使这并不会增加其（或其他人的）快乐。另一个例子是，许多人想要有所成就，也不仅仅是出于这些成就所能带来的快乐。同样，许多人对其家人和朋友福祉的关爱也不是工具性的。对于这些观点尤其是最后一种观点，有着与享乐主义相竞争的一种解释，即认为除了自己的福利外，人们还关心许多其他东西。

说得通的任何福利观都会接受，人们在欲望得到满足时的那种满足感会增加其福利；说得通的任何福利观同样也会接受，由于欲望未得到满足的那种沮丧感会减少其福利。有争议的是，除了影响人们的满足感或沮丧感外，某人欲望的实现是否自身就是有益的。享乐主义的答案是否定的，它声称只有对满足感或沮丧感产生的影响才是重要的。

另一种不同的福利理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一理论认为，行为者任何欲望的满足都构成了行为者的利益，即使行为者从不知道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或者行为者没有从欲望满足中得到任何快乐。这种福利理论通常被称为福利的欲望满足论。

显然，福利的欲望满足论比享乐主义更为宽泛，因为欲望满足论认为不只有快乐才能构成利益。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宽泛理论过于宽泛。一方面，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合理欲望——这种欲望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从而与自己的福利无关（Williams 1973:262；Overvold 1980、1982；Parfit 1984:494）。比如我欲望异国他乡的饥民获得充饥的食物，我的这种欲望得到满足并不有益于我。

另一方面，人们也可能为了自身而有荒谬的欲望。假设我欲望数清楚这条路的草坪上有多少草叶。如果我能从这样做的行为中获得满足感，那么这种满足感就构成了我的利益。但是，单纯地满足我数清楚草坪上所有草叶这一欲望，这无法构成我的利益（Rawls 1971: 432; Parfit 1984: 500; Crisp 1997: 56)。

我们经过仔细反思后也许会认为，只有欲望具备某些内容时，其满足才能增加福利。例如，我们可能会认为，满足某人对快乐、友谊、知识、成就或其自主性等这样的欲望，才会确实增加其福利，但满足她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欲望，都不会直接有益于她（尽管她从这些满足中获得的快乐会）。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似乎是认为存在一个事物清单，它们会构成所有人的福利（Parfit 1984: 附录一；Brink 1989: 221-36；Griffin 1996: 第2章；Crisp 1997:第3章；Gert 1998:92–4; 阿内森1999a）。

只要有待促进的善属于福利，那么该理论就仍然是效用主义的。效用主义还有很多可说的。很明显，生活过得如何是很重要的。道德在根本上要是不偏不倚的，也就是说，在道德最为根本的层面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强者还是弱者，富人还是穷人，黑人、白人、拉美洲人，或是亚洲人等，这些人都是同样重要的，这一观念是极有吸引力的，如果不是说完全不可抗拒的话。而效用主义把这个同等重要可行地诠释为，在计算总体福利时，一个人的损益与任何他人的损益，只要两者相同就要做同样的计算，既更不多，也不更少。

3.其他需要促进的善

后果主义家族中的非效用主义成员是这样的理论，它们主张只根据后果的善性质来评估行为、性格特征、实践以及制度，但是这里的善并不局限于福利。“非效用主义”在这里的意思是“非纯粹效用主义”，而不是“完全非效用主义”。当学者声称自己是后果主义者而不是效用主义者时，他们通常是在表示：其根本的道德评价不只依据福利，还依据一些其他善。这些其他善是什么呢？最常见的答案是正义、公平和平等。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份（due）”（《理想国》第一卷）。我们可能会认为，人们的应份是什么，这是人们该有什么的问题，要么因为他们应得它，要么因为他们对其享有道德权利。假设我们将这些观点插入后果主义，那么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一种理论：评价事物的依据不仅是能产生多少福利，还有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其应得之物，道德权利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尊重。

然而，后果主义要是采取这种思路的话，其解释抱负就会受到限制。一个理论只是简单地预设的东西，它并没有对之做出解释。如果后果主义理论既预设正义是由这样那样的要素构成的，还预设正义是需要被促进的事物之一，那么它就并没有解释正义的成分为什么是重要的。它既没有解释什么是应得，也没有解释道德权利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决定这些道德权利的内容。但对于后果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太过重要、太有争议，不能留下这些问题不做解释或者保持开放。如果后果主义要提及正义、应得和道德权利，那么它就需要分析这些概念，并辩护它为什么要给予它们那类作用。

对公平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后果主义理论预设了公平的论说，并且只是简单地规定要促进公平，那么该理论并没有解释公平。但公平（像正义、应得和道德权利一样）对于后果主义是一个太过重要的概念，不能不做解释。

后果主义者应对正义和公平的方式之一是，主张正义和公平就在于符合一组得到辩护的社会实践，并且这种辩护就在于它们通常能促进整体福利与平等。实际上，这种主张或许就是在说，人们有什么样的应份，有什么样的道德权利，公平与正义有什么要求，都要符合任何会促进整体福利和平等的实践。

然而，平等是否需要被加进这个表述，这是颇具争议的。许多人认为，纯粹的效用主义表述就有足够的平等主义蕴含。他们认为，即使目标仅仅是促进福利，而不是促进福利加上平等，也仍然存在虽然偶然但却非常广泛的人性事实，这些事实会推动物质资源走向平等分配（Brandt 1979）。

根据“物质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个人拥有的物品单位越多，增加一单位物品的获益就会越少。假设我要四处走动，从开始只能步行到后面有一辆自行车，或者我住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我从没有保暖的外套到有一件。相较于从9辆车到10辆，我从拥有第一辆获益更多，相对于从9件外套到10件，我拥有第一件获益更多。

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也存在例外。大多数的例外情况会是增加一单位的物质资源，会将某人推过某个重要的门槛。例如，能拯救某人生命的那种食物、药丸或空气，或者再获取一辆汽车能将一位有竞争力的收藏家推至第一名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某人置于临界值之上的一单位资源，它很可能与之前的任一单位是同样有益的。不过，一般来说，物质资源确实存在着递减的边际效用。

除了物质资源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之外，我们再加上一个假设，即从相同的物质资源中，不同的人通常会获得大致相同的利益。同样，这个假设也有例外。如果你生活之地气候严寒，而我生活之地气候炎热，那么对于同样的保暖外套，你的获益会比我多很多。

但是，假设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这里的冬天很寒冷，有很好的自行车道，并且没有公共交通。假设你有十辆自行车和十件外套（虽然你也不是在争夺自行车或外套收藏家的头衔）。同时，我很穷，既没自行车也没外套。那么，把你的一辆自行车和一件外套分给我，你由此受到的损害很可能会小于我的获益。只要社会中的资源分配不均，这种现象就是普遍存在的。无论这种现象出现在哪，只要一种道德在根本上强调不偏不倚，那么它就会面临要把富人的资源分给穷人的那种压力。

然而，也存在一些偶然但广泛的人性事实，这些事实支持的那种实践会导致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首先，更高水平的总体福利需要更高水平的生产率（想想提高农业生产率带来的福利增长）。在许多经济领域，为高效率的生产提供高物质回报，这看起来是提高生产率中可接受的最有效方式。有些个人和团体会比其他的更为高效（特别是在有激励方案的情况下），因此，为了提高生产率而提供物质奖励的实践，就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所以，一方面，物质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带来的压力会支持更平等的资源分配。另一方面，提高生产率的需求带来的压力则支持激励计划，可以预见这会带来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效用主义者和大多数其他后果主义者发现，他们需要平衡这组对立的压力。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压力是关于资源分配的。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它关乎福利本身应该如何平等分配。近来许多学者认为效用主义对福利分配漠不关心。想象一下，在这样两个后果中进行选择，一个后果的总体福利较大但分配不平等，另一个总体福利较小但分配平等。一般认为，效用主义者会支持有更大总体福利的后果，即使其分配较不平等。

为了说明这一点，以人为的简单人口为例，只分为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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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会认为上面的选项2比选项1更好，并且可能会认为，这两个选项之间的比较表明，总是有压力支持更大的福利平等。

然而，正如帕菲特（Derek Parfit，1997）特别论证的，我们不能太过轻率。考虑以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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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平等是否如此重要，以至于选项3优于选项1呢？考虑帕菲特的一个例子，假设只有让每个人都完全失明才能实现视力方面的平等，道德会要求这样的“拉低”吗？甚至，在道德上难道这是可欲的吗？

如果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一般而论的福利平等并不真正是一个理想（参见Temkin 1993）。只有对穷人有利时，富人的损失才是正当的。我们本认为是支持福利平等的那种压力，实际上是支持拉高福利水平的压力。我们可能会说，福利受影响者的境况越差，福利的增加就越重要。这种观点逐渐被称为优先主义（Parfit 1997；Arneson 1999b），它有着强大的直觉吸引力。

要明白优先主义是如何运作的，考虑一个简化的例子，假设把最贫困群体的福利算作富裕群体福利的五倍。上表中的选项1总计为（1×5×10000）+（10×100000），共计1,050,000单位的福利。最贫困群体的福利再次算作五倍，选项总计为（8×5×10000）+（9×100000），共计1,300,000单位的福利。于是选项2在道德上优于选项1，这与一般反应相一致。

当然，在真实的案例中，社会从来不是只有一种划分。更确切地说，是有一个这样的标度（scale），从最差的到不那么糟糕的，再依此类推直到最好。优先主义承诺，在这个标度上不同位置的人，其福利会有不同的重要程度：个人的境况越差，其福利水平就越重要。

但这引起人们对优先主义的两个严重担忧。第一个担忧有关优先主义难以非任意地确定：贫困者的福利应该有多大的重要性。例如，最贫困者的一单位利益，是否应该算作最富裕者的同等利益的10倍，是否算作平均福利者同等利益的5倍？或者这个乘数应该是20和10，或者4和2？有关优先主义的第二个担忧是，更为重视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的福利增长，这是否与根本的不偏不倚相矛盾（Hooker 2000:60-2）。

这里并不适宜深入优先主义及其批评之间的争论。因此，本文的其余部分将暂且搁置这些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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