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诠释主义（完结）

这个图景要求在不分享定义它的真理的情况下，有可能分享一个主题。关于法律的诠释主义意味着有可能对法律的根据产生争议，因为它使法律的建构性解释成为一个实质问题——具体地说，是一个关于制度历史在确定权利和义务方面的作用的道德证立问题。请注意，关于根据的争议的可能性不仅隐含在道德性质的争议性中，而且还隐含在根据的实质性（因此是潜在的争议性）特征中。如果关于根据的问题是实质性的，我们就可以在不改变主题的情况下对它们是什么产生争议。不出所料，这就是德沃金在《法律帝国》（1986）中开始讨论的问题。

要说明诠释主义所表明的关于根据的争议的可能性，一个方法是表明这种性质的争议是存在的。德沃金说，关于法律根据的争议是普遍存在的。他的许多批评者反对说，德沃金似乎想到的各种争议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释，而不是解释为关于根据的争议：例如，关于构成法律规范的社会事实的争议，或者关于如何适用规范的争议，或者关于如何决定规范穷尽的情况（因此是如何扩展法律）的争议，而并非是关于法律根据的争议（Leiter 2003；Shapiro 2007，虽然不是诠释主义的辩护者，但认为这种回答不令人满意）。

另一种策略是通过论证对于这种争议的反对意见是一定不可能的，来直接展现这种争议的可能性。

第一种策略不太可能有成效。（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理论家还是认为这种策略对诠释主义的辩护很重要；见Smith 2010。）诠释主义者可以从考虑对某些法律义务存在的判断开始。他的批评者会说，这种判断中的争议掩盖了对法律根据的一致认同。诠释主义者会说，这种判断中的一致掩盖了法律根据上的争议。如果不能证明实际的共识和争议是属于这一种，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有可能构建一个对现象的最佳解释的推论，诠释主义者可能会按这个思路行事。然而，正如我将表明的那样，他的命题的成功并不取决于结果。

第二种策略涉及到对诠释主义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可能所有的法律人在一些关于法律根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与法律根据是什么这一实质问题是一致的：也许法律人们只是碰巧在他们的判断中达成了一致。诠释主义者需要证明的是，挑战共识并不意味着改变主题。他需要表明，对法律根据的争议是有可能的。

要为关于法律根据的争议确实是可能的这一说法进行辩护，就必须抵制这样的假设，即作为一般事项，我们只能通过分享定义它的真理来分享一个主题。事实上，德沃金预见到他那些似乎是关于法律根据争议的例子会被他的批评者重新解释为关于社会事实或关于如何改变法律的争议，他请他的批评者不要排除争议可能是更基本的争议可能性。他说，之所以认为关于法律根据的争议是永远不可能的，是因为认为我们要想分享一个主题，就必须分享定义它的标准，而这是一种哲学上的偏见：他把这种偏见称为 "语义学之刺"（见德沃金1986）。

现在在一般哲学中，一个熟悉的说法是，就某些对象和现象而言，对其性质的说明并没有被纳入足以合格地使用那些指涉他们的词语的理解中（或纳入足以思考其相关概念的理解中）。这种理解体现在合格的使用者共享的应用标准和真理中，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形而上学指导。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理解包含一个开放性的条款，它允许对对象的本质进行某种解释，或者至少，这种理解不排除这样的解释，但是肯定没有从具备条件的解释中挑选出任何特定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实质性问题对于完整地解释相关对象的性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往往必须放在第一位，在此之后我们才会意识到它确实与对象的性质息息相关（Kripke 1980; Burge1986; Rey 1998; Williamson 2007; Stavropoulos 1996, 2012）。

现在如果我们承认，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对象的性质的解释可能会转向实质问题，那么诠释主义者就可以为“关于法律根据的判断可以受到挑战”的观点辩护。因为他只可以清楚地构造这样一种挑战，这种挑战质疑那些通常被视为法律依据的因素是否确实是如此的法律依据。（参见Burge 1986中的策略）。

诠释主义者很容易采取这种策略。他可以表明，存在着不同的符合条件的、相互不一致的法律相关性的候选因素。立法机构的意图（以某种方式改变法律的意图）在解释法律的影响方面是否发挥任何作用？如果是的话，它们是起着构成性的作用还是仅仅起着证据性的作用？在解释法律的影响时，对法律所引入的某些安排将持续存在的预期是否会起到一些作用？如果是这样，这种预期，即使是在面对明确的相反通知时形成的，是否会阻止后来的立法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安排（参见全国独立商业联合会诉西贝柳斯案567 US 519 （2012）（11-393），法院意见），或者它们的法律相关性被明确的通知消灭了（参见全国独立商业联合会诉西贝柳斯案，金斯堡，反对意见）？正如我们在第4节中已经看到的，制度实践包括了无数这种不一致的例子，每一个在法律相关的意义上是可辩护的。但是，假设几乎所有的法律人对这些不一致的例子中的某一个的相关性表示赞同。他们这样做的事实反而是实践的另一个方面，这并不是一个例外。对于诠释主义者来说，实质性-道德性-考虑因素服务于“确定任何一个因素的相关性”的目的。在这种考虑的基础上，他可以争辩说，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实际上是相关的，所以法律人的共识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将关于法律根据的基本挑战的可理解性追溯到关于某些因素的法律相关性的不寻常的道德观点。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预期这种挑战可能会经常发生，而且曾经被广泛认为是不可信的论点可能会被认真对待并最终成为主导。美国最高法院对宪法限制立法机关管制私人民用枪支的观点（District of Columbiav. Heller, 554 US 570 （2008）（07-290）），或联邦政府的管制权力不延伸至强制购买健**险的观点（National Federationof Independent Business v. Sebelius, cited above）的迅速转变，就是最近的例证。

7. 相关理论

诠释主义对制度实践如何形成法律权利和义务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在不接受诠释主义所特有的某些其他主张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提供一种道德性质的替代解释，Greenberg（2014）和Hershovitz（2015）专注于制度能够改变人们的规范性状况的机制，声称法律权利和义务是道德权利和义务的一个子集，这些道德权利义务是依附法律制度的行为而存在的。Greenberg声称，这个子集是由那些以“合法方式”获得的道德权利和义务组成。哪种方式在法律上是合适的，要根据法律的规范性约束来理解：法律应该是改善道德状况的。当法律制度改善道德状况时，例如通过采取确保协调的行动，其所产生的道德义务就是法律义务。但是，当法律制度的行动引起抵制或撤销或以其他方式减轻制度所做的义务时（废除立法、庇护受迫害者等的义务），其所产生的义务并没有以适当的方式追溯到制度的行动（Greenberg 2014，Schaus 2015）。相比之下，Hershovitz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分关注法律的边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边界的问题对于法律权利和义务是通过某种特殊的非道德机制产生的理论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对于那些没有诉诸这种机制的理论来说，则不需要有什么影响（见第5节）。Hershovitz从德沃金的观点出发，认为一个既存的法律体系——其中包括所有且仅有那些在特定系统中有效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实践中不起作用（Hershovitz 2015，归功于Dworkin 1978）。他认为，更好的观点是，法律制度的实践有各种道德的和审慎的规范性后果。我们可以用“法律”作为其中一些的标签，这取决于我们的目的：例如，标记义务的来源或执行义务的制度（Hershovitz 2015）。

这些观点和诠释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是，像其他偶然事件一样，法律制度的实践可能会改变权利和义务，并且因为在道德上相关的范围内。这意味着，这样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是普通的、真正的道德权利和义务。此外，它还意味着法律制度可以利用他们的行动普遍具有道德相关性这一事实，以便可靠地、系统地改变我们对彼此的责任。虽然相关讨论中的观点集中在这些结论上，但解释主义集中在确定原则的内容和运作问题上，这些原则实际上使法律实践具有道德意义，并制约着它对权利和义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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