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道德地位（三）

关于人与其他动物关系的其他观点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Human Relations to Other Animals）

鉴于长期以来认为非人类动物只是物的观点，仍有许多人拒绝这里提出的关于非人类动物的道德可考量性以及它们的利益的重要性的论证。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现在意识到论证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和排他性的道德地位的任务是很困难的。然而，即使在那些确实将动物纳入道德关切的范围的人当中，对于为动物的道德地位辩护的种种论证的性质和作用的看法也存在分歧。

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虽然我们对待动物的行为确实是道德审查的对象，但通常被提出的各种伦理论证却以错误的方式框定了这些问题。一些哲学家认为，理性的论证未能抓住道德经验的那些真正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不好地对待动物是错误的”的特征。例如，一些评论家如斯蒂芬·RL·克拉克（Stephen R.L. Clark）和科拉·戴蒙德（CoraDiamond）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共同体的成员——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他们——对我们产生了影响，而正是由于这种影响，我们才认识到残忍行为的错误之处。动物是和我们同样的有生命的个体，这种认识允许我们看到它们真正所是的样子。吃动物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它侵犯了动物的权利，也不因为综合考量之后这种行为比其他行为造成了更多的痛苦，而是因为在吃动物或以其他的造成损害的、暴力的方式使用它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表现出一个道德共同体中的善良、有感情、有同情心、成熟和关怀他人的成员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

根据美德伦理学传统中的一些精细论证，被提出的动物的道德可考量性和道德重要性对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相反，通过认识到对非人类动物的使用和虐待背后是肤浅和残忍的态度，一个有兴趣过美德生活的人将会改变他们的态度，并拒绝把动物当作食物或研究工具。如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在接触到看待动物的其他方式后所认为的：

我开始将与我对肉食的观念相关的[我的态度]视为不必要的、贪婪的、自我放纵的和幼稚的，将我对于购物和烹饪来制造一场奢华的晚餐聚会的态度视为狭隘的、粗俗的、甚至是放荡的。我认识到我对电视上有关动物生活的自然节目的兴趣和喜悦，同我对肉类的享受是相互矛盾的……在不去认为动物有权利的情况下，我开始认为野生动物和我们通常所吃的动物都是有它们自己的生命的，而应该让它们享受这些。就这样我改变了。我关于道德图景、以及我们和其他动物在其中的位置的认知改变了。（Hursthouse 2000: 165-166; 另见Diamond 2001 [特别是第11和13章], 和Clarke 1977）

爱丽丝·克拉里（Alice Crary）认为，对我们的道德图景的认知的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图景——或者更确切的说，存在物们居于其中的丰富世界——在道德上并非中立。克拉里认为，哲学家们试图在其他动物身上寻找的、决定它们是否道德可考量的特征，已经渗透在道德重要性中了，“人类和其他动物有经验上可以发现的道德特征”（我的强调，2016: 85），她认为这些特征在“伦理学内部（inside ethics）”。这些价值往往在所谓中性的掩盖下悄然而至。通过明确地将这些特征置于伦理学内部，我们对道德可考量性的伦理学反思的结构（texture）、质（quality）和目的（purposes）都会发生变化。要达到充分的经验性的理解，需要采用非中立的方法，指认出塑造我们如何在道德上思考其他动物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视角。如果将我们的生命和其他动物的生命都视作已经充满道德价值的，那么我们认为什么伦理问题是重要的、以及我们如何框定和回答这些问题都将变得不同。

其他女权主义哲学家对用以确立动物道德地位的所谓道德上中立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对于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传统的理性论证的方法未能考虑到人类面对非人类动物会产生的同情（sympathy）和移情（empathy）的感受，他们认为这种感情是完整地说明我们对非人类的责任及其原因的核心（见Adams & Donovan 1995; Donovan& Adams 2007; Adams & Gruen 2014）。

女权主义哲学家也对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对动物的道德地位的论证的核心——提出挑战。较之于指认出非人类动物与人类共同拥有的内在的（intrinsic）或与生俱来的（innate）的属性，一些女权主义认为应该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道德地位，因为道德承认（recognition）始终是一种社会实践。如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写道：

道德可考量性不是任何生物的内在属性，也不是只随附于它们的内在属性的什么，比如它们的能力。它深深地取决于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Anderson 2004: 289）

而这一关系不一定是直接的。人类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整个地球，人类以无数的方式与他人以及其他动物纠缠在一起。我们参与的活动和机构直接或间接地伤害着别的存在物——通过造成负面的经验、剥夺它们的福祉、或剥夺它们成为它们想成为的自己和追求它们所关心的东西的机会。哲学家艾莉莎·阿尔托拉（Elisa Aaltola）和洛里·格鲁恩（Lori Gruen）主张改善我们的移情想象力（empathetic imagination）以改善我们与彼此以及与其他动物的关系。

尽管理解如果成为另一个存在物会是什么样是有挑战性的，尽管我们受到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限制，但处在一个有尊敬的伦理关系中意味着试图去理解和回应另一个存在的需求、利益、欲望、脆弱性、希望以及视角。格鲁恩所说的“纠缠式移情（entangled empathy）”是一个同时涉及情感和认知的过程（Gruen 2015）。移情别的存在物的个体对别的存在物的状况做出回应，并反思性地想象它们自己处在别的存在物的与己不同的处境，同时关注自己和自己的处境与那一存在物及其处境之间的同与不同。缠绕式移情涉及到对可能对被移情者的体验和蓬勃（flourishing）产生负面影响的更广泛的条件的批判性关注，这要求我们这些移情者关注我们可能没有的东西。因此，这也增强了我们自己的体验，发展了我们的道德想象力，并帮助我们成为更能同情理解的感知者。

参考文献：

[1]关于动物使用工具的众多总结之一，见Griffin 1992：ch. 5；也见Attenborough1998：ch. 5。关于基本的研究，例如见S. Chevalier-Skolnikoff1989；Weir,Chappell, & Kacelnik 2002，以及Visalberghi 1997。关于家庭关系的详细故事，见Galdikas 1995和Goodall 1986 & 2000。关于猫鼬的有趣讨论，见“All For One: Meerkats”, National Geographic。关于黑猩猩的非人类“文化”的例子，见Whiten, Goodall, et al. 1999；关于鲸鱼和海豚的例子，见Rendell & Whitehead 2001；关于一般的讨论，Griffin 1992: ch. 4。关于非人类动物"社会知识"的两个有用的讨论，见Cheney & Seyfarth 1990和 Tomasello& Call 1997。第二部分。关于动物情感的叙述，见Bekoff 2000, 2007和King 2013。关于好战行为和联盟建设的讨论见de Waal 1989。倭黑猩猩的性行为不仅仅是为了繁殖，也是为了放松，为了结合，或者只是为了愉悦。他们似乎对与谁发生性关系或如何发生性关系也没有什么禁忌。讨论见de Waal & Lanting 1997。关于许多不同物种间的游戏的讨论，可参见Bekoff & Byers 1998。对非人类动物的语言使用的研究有很长的有趣的历史。例如，见 Pepperberg 1999 和 Premack 1986。批评者认为，虽然一些动物可以被教导使用单词，但它们并不使用有句法的语言，辩护者认为，语言研究中的非人类动物，特别是倭黑猩猩，不仅有大量的词汇，而且有能力交流新的信息，以新的方式组合单词，并遵循简单的句法规则。见Rumbaugh & Savage-Rumbaugh 1999。关于欺骗的讨论，例如见Byrne & Whiten 1988和Byrne & Whiten 1997。关于其他形式的认知的不错的介绍性讨论，见Roberts 1998。另见Hauser & Carey 1997和Bekoff, Allen, & Burghardt 2002。

[2]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上，非常的情况似乎正在变得更加普通；关键利益的冲突正在更经常地发生。一些人建议，为了应对这种冲突，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应考虑更多的因素。唐纳德·范德维尔（Donald VanDeVeer）建议将心理复杂程度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一个生命具有较高的复杂程度，那么他的关键利益将比复杂程度较低的生命的关键利益更重要。这个建议显然需要改善；见VanDeVeer 1979: 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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