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词条（三）

寄寓式表现正如其同对象，恰恰包括了这种历史(the historical)的约定性、这种无意义与无差异[无足轻重与冷漠的](insignificance and indifference)的显现。也就是说，约定自身也得以被指示或者表现。那么，本雅明在寄寓中重新发现的，正类似于无表现(expressionless)概念，它作为象征的躯干，也曾引入他论歌德的文章里。本雅明认为，主导了17世纪巴洛克的寄寓在悲苦剧中得到了最戏剧化的表达，因此悲苦剧的理念必须通过寄寓来把握。

这部作品的Erkenntniskritische Vorrede或 “知识论-批判序言”("Epistemo-Critical Prologue")可以理解为有两个核心功能：它通过问题化现有学科进路，为本作调用的批评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辩护；隐含地，它恢复了一个寄寓经验的概念，这个概念在论文的第二部分用合于现代性的术语加以描述。在方法论层面，本雅明主张艺术作品有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的必要性(Osborne 2011, 24)，能够批判性地克服现有艺术哲学和艺术史(尤其是文学史)等学科的知识论和历史上的局限。本雅明论文的这种跨学科性，也许是它难以被法兰克福大学接受的部分原因，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和文学系都拒绝了这篇论文。序言中大部分理论讨论，都是通过某一现有进路的正面特征来修正另一进路在方法论上的片面性。一般来说，艺术哲学正确地留意到了本质问题，但因为缺乏任何充分的历史考量仍然受阻。反过来说，艺术史关注的是历史脉络，却没有充分的本质概念。不过，需要的不是美学和历史的简单合并，而是先依照本质的历史概念(historical concept of essence)、其次是历史的哲学概念(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history)，对它们进行激进地再思考。

大致说来，本雅明的理念论把形而上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的哲学问题移置到了美学语境里。也就是说，它追问的是诸如“悲剧”这类美学流派或诸如“文艺复兴”这类艺术时代的实在性，它们根据一套共同特征对一组特定作品做了分类。序言批评了现有的美学唯名论传统，因为它对问题的解决不够充分。文学史家示范了对归纳法不加批判的使用，它们拒绝对把“文艺复兴”哲学术语实体化(hypostatize)，根据在于它促进了相似经验特征之间的虚假同一性，从而掩盖了它们的多样性。这种对任何构成性理念的实在论(realism of constitutive Ideas)的反感，奠基于验证事实的实证主义标准(positivist criterion of factual verification)之上。因此，他们使用像“文艺复兴”这类术语的时候就有一个附带条件(proviso)，仅仅把它理解成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然而，这很快就导向了怀疑论，因为它仍不能表明，依照什么问题标准(problematic criteria)、一般概念最初能从殊相的复多性中挑选出来并加以抽象？抑或是按照什么根据、把这些殊相组在一起(groups together)？结果，他们就不能理解，对于表征本质而言，理念的柏拉图式假定的必要性：概念追求使相似物同一，而要在现象极端(phenomenal extremes)之间进行辩证综合，理念就是必要的(OGT，18-19)。作为对照，艺术哲学家关切艺术的本质，最终却放弃了任何类属形式(generic forms)的观念，根据是每一件作品自有它单一的起源性(singular originality)，这蕴含着，唯一可能的本质类(essential genre)必须是艺术自身的普遍性[共相]和艺术自身那个体的一(the universal and individual one of art itself)。这个错误——正如本雅明先前指责过的德国早期浪漫派一样——在于把实在且重要的感性结构或形式溶入进(艺术的)无差异的统一之中，从而否认了它们不可还原的复多性(OGT，21-23)。

如果脱离本雅明早期作品的语境，序言中呈现的理念论就被截断了也难以理解，而它所涉及的哲学传统更是被第一版英译遮蔽了。然而，本雅明研究的批判性方面，反对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美学版本，坚持形而上的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并反对特定版本的哲学理念论，主张非单一的本质主义(non-singular essentialism)。也就是说，他并不把形而上实在的可能性仅仅限制在实际经验的殊相上，他主张本质的复多性而非单一性（用歌德的话来理解，就是真理的和谐而非统一）。如此一来，他必须表明讨论象征和寄寓时就提及“神学”悖论，亦即先验/超感觉之物如何在质料/感觉之中内在地显现。本雅明很清楚，理念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包含”(‘containment’)，也不是康德式的合法性或假定(lawfulness or hypothesis)。理念并不给予智性直观，但它们能够被感觉性地表征。这种对真理的感觉性表征(sensuous representation)依然是哲学的任务。

本雅明惊人地意象式重构哲学传统中的已有元素，来推进他的理论阐述。在序言中，他提供了思考这种理念的一些可能，这些理念不仅来自哲学领域，也来自美学、神学和科学。第一种是柏拉图式理念(the Platonic Idea)，它在此不再关联于从科学上升的纯粹理性、客观知识(比如出现在《共和国》中对辩证法的说明里)，而关联于《会饮》中对美之表相(beautiful semblance)的讨论(OGT，6)。第二种是他在早期语言理论中发展出的亚当之名(Adamic Name)。在这一背景下，他评论说，早期德国浪漫派更新理念论的尝试受挫了，因为真理对他们来说具有反思意识的特征，而非那种无意向(intentionless)、语言学的特征，事物在其中被亚当的原初-审讯(primal-interrogation [urvernehmen])归入本质之名(essential Names)下(OGT，15)。命名是指示(signifying)的原始历史(primal history [Urgeschicte])，表明了一种事物般的无关心(thing-like disinterest)，这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定向的、统一的意向性(directed, unifying intentionality)对比鲜明(OGT，14)。第三种是歌德式理念(Goethean Ideal)，这里要在浮士德式“母亲”的语境下来回顾这个理念，并暗暗指向了他先前对歌德的讨论(OGT，11)。最后也最著名的是第四种，本雅明把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实际现象从而再现的理念的虚拟客体性、比作占星术的星丛(astrological constellation)，它被一簇个体的星星(the cluster of individual stars)组在一起、同时又为一簇个体的星星所揭示(OGT，11)。据说真理要“在呈现了的理念(presented Ideas)之圆舞曲之中被实际化[vergegenwärtigt im Reigen der dargestellen Ideen]"(OGT，4)。阿多诺直接把星丛概念拿到了他的就职课程“哲学的实际性”(‘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里，他谈到“哲学对概念性质料的操纵......分组和试探性布置、星丛与构成"(阿多诺1931，131)。从这时起，它就贯穿了本雅明在他主要著作中的哲学实践，从《单向街》(One-Way Street (1928))开始、再到他30年代“拱廊计划”的相关作品里构成历史的方法论要求、以及与之相关的辩证意象理论，一直到他晚期著名的文章《论历史的概念[历史哲学论纲]》(‘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1940))中提出的历史概念。

本雅明关注的是要把艺术的时间转换(temporal transformation)重新纳入进来的视角，这要求与之类比的激进化。"类属和具体的分类"(以区别于那种从变化和发展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化思想(generalizing thought))被贝内德托-克罗齐称之为历史(OGT，24)，它现在必须与本雅明的理念论相协调。因为本雅明的作品根据的是弥赛亚式历史哲学，它使得对历史和历史起源概念的现有阐述显得成问题了。按照他对"理念"的讨论，历史起源的概念不应该被还原为经验事实的因果性和实际性，也不应该被视作纯粹逻辑的、无时间的本质。本雅明认为，它不仅仅是 "已然起源之物的将要-到-来(the coming-to-be)"，也不能在 "赤裸的、显见的事实性实存”中得以认知(OGT，24)。

因为允许“理念”得以表征的“历史”序列不仅要包括给定时期的实际现象，而且要包括其在后来时代对它的理解之中的后续发展。例如，要研究德意志悲苦剧的本质，就不能局限于同时代的事件和实际戏剧，仿佛它们都是一劳永逸地(once and for all)被固定和决定了的'事实'，还必须研究对这一历史时代的理解变化和对这些戏剧的不同接受，包括其自我理解的先行条件。但它也不是一个“纯粹逻辑”范畴，仿佛理念是某些本质，脱离了历史、与历史无关，要从对所有这些特殊的历史发展的抽象加以把握(OGT，25)。因此，起源(Origin [Ursprung])区别于单纯类属的、将要-到来的-存在(genetic coming-into-being [Enstehung])和“纯粹历史”的演化发展，而是要包括“作品和形式的生命”的本质性内部历史(OGT，24-6)。“起源科学”是哲学化的历史、是关于本质的历史，它的沉思征集了一种辩证视角，好把握到“起源现象”的形式：作为受制于生成与消逝的进程之物，因而只是部分的、未完成的。本雅明再次诉诸于一个意象:

“起源作为漩涡伫立在生成之流中，有力地将涌现的质料吸引到它的节奏里。” (OGT，24)

批评试图实质上(virtually)将现象的前史和后史(fore- and after-history [Vor- und Nachgeschichte])再装配(reassemble)为历史的星丛，在这个星丛中，理念被表征，现象被救赎。这正是它关系到历史之绝对(historical Absolute)的弥赛亚式运作(messianic function)。

序言还试图为了现代批评理论拯救在悲苦剧中所认出的寄寓经验。寄寓式沉思的目的旨在毁灭事物，以便在其救赎时刻[环节]从旧的元素中构成(construct [baun])一个新的整体。构成的这一特征使它不同于对幻想的创造性发明(creative invention of fantasy)，因为它操纵和重新安排了已然存在的质料。留下这种构造(construction [Konstruktion])的印记或印象是它的目的之一。这种对解构和建构的双重强调，使得一些学者在本雅明的作品中看到了对德里达式解构的预演(Fischer 1996, Section 1: Modernity/Postmodernity; Weber 2008, 122–128)，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对这种批评概念有特殊的、历史性的考虑，他还坚持艺术作品有内在的真理内容，仍然是坚定的现代主义，不能轻易地同化为任何“后现代主义”立场(参见Weigel 1996，xiv)。浪漫主义与巴洛克间潜在的亲和性在于，他们共享现代主义式的关切：修正艺术中的古典主义与一般古典主义的准-神话视角(OGT，230；185)。序言反思了巴洛克的这种“现代性”，它指出

“与德国文学现状惊人的可类比之处在于，如何不断地……沉浸在巴洛克中” (OGT，36)。

尽管本雅明列举的是当代文学中的表现主义与巴洛克的矫饰主义夸张之间的相似，但他自己对寄寓经验的重构、这种重构对美学理论的价值，却要按照巴洛克式过去与本雅明当下的现代性之间的历史结合(historical conjunction)才能加以经验：现代性既揭示了巴洛克，又在巴洛克之中被揭示了。

论悲苦剧的这本书结束了本雅明的德意旨“生产周期”(cycle of production)(C，322)。20世纪20年代初，本雅明开始沉浸于大规模的政治思想研究计划，其中只剩下一些片段和《暴力批判》(Steiner 2001，61)。正如Uwe Steiner所指出的，虽然本雅明的政治思想可能要定位在表现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的环境里，但在他对政治的定义中，“满足于未增强的人性”就是实现幸福，占据着中心，这直接对立于查拉图斯特拉的悲剧英雄主义(Steiner 2001, 49–50, 61–62)。这标志着他对Irving Wohlfarth所谓的 "青年政治"(“politics of Youth”)(Wohlfarth，1992，164)的继续和突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受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所影响的历史和文化哲学。然而，本雅明说，他与青年运动的决裂算不上是放弃了早期思想，而是把它淹没在“更坚硬、更纯粹、更隐形的激进主义”之中(C，7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T. J. Clark所描述的——用阿多诺的话(SW 4，101-2)——拱廊街计划里人类学唯物主义的“隐秘”特征，Clark评论说，在这里"仿佛这种政治在别处被积极地宣扬和发展"(Clark 2003，45-46)。

《单向街》（One-Way Street (Einbahnstraße)，1923-6年创作，1928年出版），开启了一个新周期，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之前由理论阐述的经验之思辨概念付诸了实践，以其寄寓式的方式沉浸在事物的深处。城市为《单向街》提供了感觉、意象的材料，而传单、标语牌和广告这类体裁则提供了构成性，通过这些原则，《单行道》被重组为星丛。这种形式的方法论类似于摄影和电影这样的技术媒介，以及俄罗斯构成主义和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前卫实践。这就需要阿多诺所描述的“针对哲学的哲学”(“philosophy directed against philosophy”)(Adorno 1955, 235)或Howard Caygill所说的 “超越哲学的哲学化”(“philosophizing beyond philosophy”)(Caygill 1989,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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