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词条（四）

当代资本主义在《单行道》中呈现为大都市的现代性，也标志了本雅明写作的转折点，从被他回顾为“幼稚地陷入了自然的哲学化的古老形式”(BA，88)的阶段转向了发展“过去的政治观点”(SW 2，210)的阶段。他早期写作中概述的经验理论是出于革命目的被提出的。在文章《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的最后快照》(1929)中，超现实主义者的经验提供了一个“亵渎了的启明”的例子，不同于宗教中发现的神圣和道德的那类启明，它由政治的和“唯物主义的、人类学灵感”加以指导(SW 2，209)。潜伏于最贫穷和最过时的事物中的潜在能量，构成了新的政治星丛，被转化为醉人的、革命性的经验(SW 2，210)。十九世纪巴黎这种亵渎了的启明的可能，被呈现为现代性的起源，占据了本雅明生命剩余的十年，他那不朽和未竟的“拱廊街计划”研究提供了他所有剩余工作的构成质料。

5.拱廊街计划

城市是本雅明“哥特式”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 (Cohen，1993)。巴黎是它的试验场。从1927年秋天到1940年去世期间，本雅明的所有写作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他未完结的伟大研究《巴黎——19世纪的首都》有关，该研究也被称为“拱廊街计划”(Das Passagen——Werk)，本雅明用1926年法国超现实主义者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的小说《巴黎城的乡巴佬》(Le Paysan De Paris)中的基建性意象(founding image)给它命名。本雅明如此评价这本书：“我晚上在床上读这本书永远不会超过两三页 ，因为我不得不在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之前，把这本书放在一边。”(BA，88)拱廊街将成为的，不过是围绕着该计划组织起来的19世纪巴黎心理社会空间的五、六个原型意象之一，每个都与一个特定的、具有主题代表性的个人相匹配。但它为剩下的意象提供了模型，它的超现实主义起源和阈限式（liminal）乌托邦冲动，既不完全内在、也不完全外在于睡眠与清醒的阈限，而就在睡眠与醒来的阈限（threshold）之上，它在最初被设想为某种“辩证童话”的作品的核心之上、建立起了愿望-意象（wish-image）与梦-意象（dream-image）。(与“拱廊街”相匹配的人物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本雅明在30年代所有重要随笔的动力和方向都衍生自他的拱廊街工作，它们阐述了它的要素、同时又推迟了它的完结。

这种推迟，部分上也是内在于作品自身的成熟过程的结果——某种催熟。拱廊街计划庞大又富有野心，不仅因为其档案来源的数量和广度(本雅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搜寻出了这些档案)，实际上主要是由于它的哲学和历史意图，还有它所设定的方法上的和再现上的挑战。它不断蔓延、却也精密的历史目标，是作为一个切入点，进入哲学式领会的大都会式资本主义经验——通过构建其要素中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诸关系的特定序列——既不是某些过去经验，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过去阶段的经验，而是本雅明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大都会的经验。它所涉及的研究实践、概念组织与呈现，被自觉地设想为一种新的、哲学导向的唯物主义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有它的政治意图。它最终的、碎片化的和“荒废的（ruined）”状态已经并不是简单地在完成上失败了的标志（the sign of a failure of completion），而是某种构成性未完结（constitutive incompletion）的范式，这是现代性条件下、所有系统化知识的特征。就此而言，恰恰是它未能得到实现的这一失败（very failure to be actualized），证实了本雅明在早年对浪漫主义片段的分析中基础性的历史和哲学真理，并以迄今无法想象的方式扩展了这一体裁。

在其潮起潮落、不断变化的节奏——添加、修订、重构和检索之中，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提供了一个非凡案例，来研究构成概念的劳动，他通过配置(configuration)与再配置档案材料来构成概念。大量流传至今的“拱廊街”笔记和资料直到1982年才出版，直到1999年才以英文出现(GS V；AP)。只有在它们出版后，才有可能清楚地了解本雅明在这一时期的全部思想轨迹——这使得许多先前的接受周期之中的争论变得多余，或者起码取代了这些争论。笔记和材料按字母顺序被组织成26“卷”(convolutes)(字面意思是“束”)或文件夹，依照主题而被定义：各式对象(拱廊街、地下墓穴、路障、铁制建筑、镜子、照明方式…)；话题(时尚、无聊、知识论、进步论、绘画、阴谋…)；人物(拾荒者、闲逛者、自动机(automaton)…)；作者(波德莱尔，傅立叶，荣格，马克思，圣西蒙…)；以及它们的组合。整个计划在1935年和1939年收到了两份“报告”(exposés)或摘要（第二份是法文）。然而，它的视野和理论野心——不亚于作“19世纪的原始历史”(BA，90)的哲学构建——加上本雅明流亡生活的情况(他要不断写作赚钱，又不确定这项计划谁来出版)阻碍了它的实现。完整文本中唯一稍长的段落衍生自研究波德莱尔的部分(1939年“报告”的五个部分之一，缩减自最初的1935年版的六个部分)：三个预计部分中的第二个部分，《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尽管这一部分在本雅明生前也从未发表过。然而，这一部分的中心章节《闲逛者》被修订和扩充(部分是为了回复与阿多诺的书信往来)以后，变成了《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于1940年1月发表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期刊《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上。这三个预计部分的最后一部分的“商品作为诗的对象[作为诗意的物的商品] ”(the commodity as a poetic object)的相应素材草稿经过强力压缩后，以《中央公园》的形式存在(SW 4,161——199)。随着计划发展、为了应对实现该计划的阻碍，波德莱尔越来越成为本雅明思想的中心(关于波德莱尔的“J卷”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卷)。在霍克海默的鼓励下，本雅明计划将关于波德莱尔的材料作为单独的一本书出版，题名为《夏尔·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在这个过程里，原本关于十九世纪的原始历史的书，逐渐演变成一本关于波德莱尔和“发达资本主义”的书，这个过程的发展可以用如下的图表表示。

巴黎————19世纪的首都(1939年提纲)。

A.傅立叶与拱廊街

(+)[达盖尔与全景画——仅仅存在于1935版中，后被删减)。

B.格兰德维尔与世界展览会

C·路易·菲利普(C.Louis Philippe)与居室

D.波德莱尔与巴黎的街道

↳扩展成为《夏尔·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一、(波德莱尔作为讽喻家)

二、(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按以下三部分组成：

1.波西米亚人(Bohème)

2.闲逛者*

3.现代主义

三、(商品作为诗歌对象\作为诗意的物的商品)**

E.豪斯曼（Haussmann），或街垒

*(闲逛者)扩大并出版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1940)

**(商品作为诗的对象[作为诗意的物的商品])的草案作为《中央公园》出现(1938年)

然而，把这个计划缩小成它自己的、有限的、事实上的轨迹，（尽管它依然丰富）还是严重破坏了它所体现的历史和哲学框架，而关于波德莱尔的材料正是从这个框架中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拱罗万象（overarching）的历史框架，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经验危机”(crisis of experience)。(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这两个术语对本雅明而言彼此纠缠不清)。本雅明思想所基建的问题域——将康德的经验概念扩展到无限——在这里有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在这个语境里，无限/绝对观念与历史本身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找到适当方式以经验经验自身的危机，从而辩证地来救赎经验(Erfahrung)概念。用典型的“现代”术语来说，现在(present)被定义为危机与过渡的时刻，而哲学经验(真理)与某一瞥相关，这一瞥处在现在之中、经由过去、瞥见了乌托邦式的政治未来，而它将会把历史带向终结。更直接地，这场危机被两种可能决议赋予了政治意义：一种是破坏性的；另一种是建构性的/解放的——分别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此而言，尽管本雅明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异端，在哲学上又与阿多诺亲和，但他一直在寻找共产主义未来的集体性的新的形式，并与之团结一致。这奠定了他与布莱希特的友谊。但又不像布莱希特，他在思辨的文化史中构思了它们。(Caygill 2004)。

在这个框架内，可以辨识出作品中三条截然不同的线索(接下来三节会讨论)：(1) 经由“艺术危机”调查“经验危机”，用的是技术/技艺（technology/technique [Technik]）、灵韵、再生产性[可复制性] 这些相互关联的术语；(2)从社会形式中哲学式地蒸馏(distill)出“新”之经验的形式结构(the formal structure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其历史和政治矛盾，并检验它与寄寓和商品形式的联系；(3)构建新的历史编纂学与“历史”的新的哲学概念。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文章，我们可以追溯第一条线索，其中最重要的是《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景》(1929)、《摄影小史》(1931)、《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1939年)和《讲故事的人》(1936年)。第二条线索集中在波德莱尔解读与尼采和布朗基的相关文本。(关注这三位思想家，就是关注资本主义与最纯粹的、虚无主义形式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第三条线索产生于马克思、尼采和超现实主义的反思性结合。它采取了拱廊街计划中“N卷(知识论，进步论)”的方法论形式，并在本雅明最经常被引用、但解释上仍然争议激烈的文本(Caygill 2004；Löwy 2005；Tiedemman 1989；Wohlfarth 1978)中意外地得以最终呈现：这些片段被称为——《论历史的概念》(Caygill 2004；Löwy 2005；Tiedemman 1989；Wohlfarth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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