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三）

随着新科学在十七世纪的兴起，以及十八世纪哲学史新思维方式的兴起，费奇诺的声誉逐渐衰落。制定经典的哲学史家约翰·雅各布·布鲁克（Johann Jakob Brucker）在18世纪40年代写道，费奇诺“之所以获得卑微的地位”，是因为“他被后期柏拉图主义者的琐事所迷惑，故而佯装模仿、反复模仿、篡改柏拉图”（Brucker 1766–77, 4.1: 55）。对布鲁克以及许多追随他的人来说，哲学事业需要成为一项“批判的”、理性主义的事业；而哲学本身，在脱离自然哲学之后，也越来越关注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说，哲学家们的关注点开始（尽管有时只是间接地、无意识地）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形式上截然不同、“无广延”的心灵如何能够认识与其根本无关的外部世界及其内部事物。在这个新的哲学共和国，公民们几乎无暇顾及半神话式的古代圣贤、隐秘的自然同情心以及费奇诺所擅长的阐释式哲学思考方式（更关注生活方式而非系统理论）。然而，他的思想渗透到了西方知识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使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成为值得研究和哲学反思的受人尊敬的主题；他拥有广阔的人类宗教史视野；并且通过实践和理论，公开强调教育年轻人的重要性：这些成就以及其他方面，使费奇诺成为一位值得我们今天铭记的文艺复兴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