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曼卡学派（一）
萨拉曼卡学派是指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个思想运动或特定神学家群体。广义上，它与西班牙经院哲学大致相同，后者也包括来自西班牙属尼德兰的作家。狭义上，萨拉曼卡学派指的是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的两三代学生，他实际上是该学派的创始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总体而言，选择对这一术语的广义理解更为有用，即使这意味着要考虑一些从未在萨拉曼卡的人物；本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们被视为万国法 (ius gentium) 的先驱，也是愿意背离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理论家，其中一些人还是货币主义经济学的早期理论家。他们以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为基础，但又可以自由地背离这些著作，尤其是在处理西班牙在印度群岛的扩张以及新教对天主教的挑战等当代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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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拉曼卡大学
。2.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和他的弟子
。3. 耶稣会的作用
。4. 神学和教会法
。5. 自然法、政治理论和国际法的兴起
。5.1 自然法
。5.2 政治理论
。5.3 伦理学和决疑学
。 6. 万民法、战争法以及对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和其他人的奴役
。7. 经济理论
。8. 形而上学与逻辑
。8.1 索托论逻辑
。8.2 苏亚雷斯的形而上学
。9. 萨拉曼卡学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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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
。1. 萨拉曼卡大学
。为了理解萨拉曼卡学派的理论，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萨拉曼卡大学的历史。接下来的焦点将主要转向两位道明会士，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和多明戈·德·索托，以及两位耶稣会士，路易斯·德·莫利纳和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在该学院所参与的各个领域极其重要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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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曼卡大学是伊比利亚半岛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这所大教堂学校于 1130 年位于萨拉曼卡，于 1218 年获得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的特许，成为其王国的“综合学校”。这所学校的规章由国王阿方索十世“el Sabio”于 1254 年颁布。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于 1255 年确认了 studium generale 的成立，并授予其 licentia ubique docendi，即普遍有效的教学许可证。此后，萨拉曼卡被认可为一所大学。大学开设神学和法律课程，许多毕业生受雇于伊比利亚王国。讲授权威文本是最常见的教学方式。从 15 世纪开始，教授们还提供反思课，对先前在课堂上涉及的特定主题进行更深入的讲解。大学也会举行辩论会。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 1492 年航行之前向大学阐述了通往亚洲的海上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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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纪，两位著名的学者胡安·德·塞戈维亚和阿方索·托斯塔多·德·马德里加尔都隶属于萨拉曼卡大学。简要介绍他们的职业生涯将突出当时大学里西班牙神学的各种观点。胡安是一位神学教授（1422-1435），自1432年起参与巴塞尔会议（1431-1449）。他捍卫大公会议至上，并支持圣母玛利亚无染原罪的教义。他的著作包括代表大公会议反对教皇尤金四世（1431-1447）的论战，以及一部《巴塞尔总会议史》。胡安被对立教皇费利克斯五世（1439-1449）任命为枢机主教；但在费利克斯让位给尤金四世的继任者尼古拉五世（1447-1455）后，胡安退休。退休期间，胡安撰写了关于与伊斯兰教对话的必要性的文章。意识到自己即将离世（约1458年），胡安将自己的图书馆遗赠给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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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索·费尔南德斯·德·马德里加尔，绰号“托斯塔多”（el Tostado），在1454年成为主教之前教授神学。他也支持巴塞尔会议，并在大量关于圣经和教会史的著作中展现了他的学识。他关于政体的论文为民众政权辩护，而当时的知识分子通常拥护君主制。阿方索还撰文反对神职人员纳妾。他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曾被教皇和枢密院驳斥。卡斯蒂利亚多明我会修士胡安·德·托尔克马达撰写了一篇批评阿方索观点的文章，阿方索也对此作出了回应。后来，阿方索在罗马教皇尤金面前捍卫了自己的教义。“托斯塔多”去世后，留下了博学的声誉。 （托尔克马达还开创了对神学错误进行分级的先例，其中大多数错误都比异端邪说轻。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分级为宗教裁判所对较轻错误的调查奠定了基础 )Vega 2022: 92))。
多米尼加修会于 1244 年在萨拉曼卡建立，当时在该市举行了一个省级分会。1299 年，圣埃斯特万修道院被选为修会普通学院的所在地，提供语法、逻辑和神学课程。在十四世纪，多米尼加修道院控制了该大学四个神学系中的两个。1489 年，萨拉曼卡的多米尼加学院从教皇那里获得了授予学位的权利。现在与维多利亚及其学校相关的建筑始建于 1524 年，但直到 1610 年大学衰落时才完工。此时，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他大学，尤其是阿尔卡拉大学和科英布拉大学，已成为萨拉曼卡大学在知识领导地位方面的竞争对手。（阿尔卡拉大学在圣经文本研究方面表现出色 （Bentley 1983）。）此外，耶稣会士也成为多明我会在哲学家和神学家方面的领先地位的竞争对手。在维多利亚时代，萨拉曼卡的杰出学者包括以发展货币主义理论而闻名的法学家马丁·德·阿斯皮尔奎塔和圣经教授格雷戈里奥·加洛，后者考虑了使徒托马斯曾在新大陆传教的可能性。方济各会士在同一时期的作用，包括他们对圣母无玷始胎教义的倡导，需要进一步研究（Lynn 2022；Izbicki 2022；Broggio 2002；均载于 Tubau 编 2022）。
。 2.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及其弟子
。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1486-1546）通常被认为是一位晚期经院哲学家，他将亚里士多德思想融入其哲学和神学之中。尽管像维多利亚这样的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主要都是神学家，但他们讨论的主题远远超出了神学的范畴，甚至超出了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等传统神学哲学范畴。部分原因是多明我会的神学家需要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及其涵盖的所有不同主题进行评述。十五、十六世纪，托马斯主义在巴黎、罗马和萨拉曼卡复兴。在罗马，托马斯·德·维奥（加耶坦）撰写了对《神学大全》最具影响力的评述。在巴黎，约翰·梅尔的学生彼得·克罗卡特加入了多明我会，并成为一名狂热的托马斯主义者。曾在巴黎学习的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欣然接受了托马斯主义的复兴。1524年，他开始在萨拉曼卡任教，并以彼得·伦巴德的《神学大全》作为神学研究的教科书，补充了《神学语录》。尽管萨拉曼卡大学并非新成立，但维多利亚和他的弟子，尤其是多明戈·德·索托（Domingo de Soto，1494-1560）和梅尔乔·卡诺（Melchor Cano，1509-1560），将其转变为复兴经院哲学的中心，并将托马斯主义应用于诸如新大陆原住民的福音化和奴隶制合法性等实际问题。此外，卡斯蒂利亚的多明我会修士还影响了新兴耶稣会的思想发展，该会培养出了路易斯·德·莫利纳（Luis de Molina，1535-1600）和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等杰出人物。
这些神学家的一些著作可被视为对《神学大全》中诸多问题的浩如烟海的评论，尤其是在法律和正义等主题上。由于他们面临着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一个所谓的新世界，其居民不属于任何传统所知的宗教，以及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包括奴隶贸易）——他们必须应对新的机遇和新的问题，同时还要思考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收取利息的合法性。由于他们被理解为，或者他们自己被理解为，忏悔神父或忏悔神父的顾问——多明戈·德·索托是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神父，路易斯·德·莫利纳宣称他是为掌权者的忏悔神父写作——他们必须应对政治、经济和法律现实，而且往往以相当详细的方式。
萨拉曼卡学派的作者们运用传统工具来应对他们面临的新形势。除了托马斯·阿奎那（他于1567年成为教会圣师，其著作曾激励新成立的耶稣会成员勤奋研读）的深远影响之外，他们还借鉴了其他中世纪传统，包括《格拉提安法令》（格拉提安教令集）的注释、方济各会作家（尤其是约翰·邓斯·司各特和奥卡姆的威廉）、让·热尔松，甚至还有帕多瓦的马西略——一位被禁的作家，甚至不允许引用其著作，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对大公会议的辩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经院哲学家们创造性地运用其权威著作，而非仅仅遵循语文学上的正确性，并以自己的方式对其进行诠释和解释。莫利纳和苏亚雷斯甚至公开批评托马斯·阿奎那及其对法律的理解。
维多利亚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依赖——但并非完全依赖——托马斯·阿奎那，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神学大全》的评论中，也体现在他的《反思》和其他关于法律和社会的著作中。他对“神圣托马斯”的崇拜早在他学习并后来在巴黎和巴利亚多利德教授神学时就开始了。在巴黎，他协助准备了克罗卡特版的《神学大全》，该书于 1515 年出版。他评论《神学大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讲稿已经佚失，但一定非常成功。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在 1526 年他被选为萨拉曼卡大学第一神学教授，这是西班牙王国最重要的教授职位之后出版的；并且，他违反大学章程，将《神学大全》作为其教学的基础（Vitoria, Vorlesungen 1995, 36）。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例如教会的政治地位以及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征服运动，受到了最高层的关注，即使并不总是得到认可，正如查理五世皇帝对维多利亚的演讲《印度》的严厉反应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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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的健康状况在 16 世纪 40 年代变得不稳定，萨拉曼卡的主导地位传给了他的弟子。其中最重要的是多明戈·德·索托，他于 1494 年出生于塞哥维亚，出身卑微，曾在阿尔卡拉和巴黎学习，三十岁之前加入道明会，并于 1532 年被任命为萨拉曼卡大学的第二神学教授。后来，他成为萨拉曼卡圣埃斯特万修道院的院长，并在 1548 年至 1550 年期间担任查理五世的听告神父。此后，他回到大学，担任第一神学教授。他于 1560 年在圣埃斯特万去世。他与维多利亚的另一位重要弟子、后来成为加那利群岛主教的梅尔乔·卡诺一起，根据西班牙枢密院的命令参加了特伦托会议（1545-1563 年）。索托虽然在会议上没有投票权，但他敦促主教们关注传教工作；他捍卫经院神学，反对压制它的提议。返回西班牙之前，索托协助准备查理五世的奥格斯堡临时会议（1548 年），该会议向新教徒做出了让步。索托在特伦托的成果之一是他发表了《论自然与恩典》，该论文集中讨论了马丁·路德的错误，他称马丁·路德的著作是“恶魔般的”（索托，《论正义与法律》VII，第 5 段第 4 页；格林 2017：64）。此外，他还写了一篇申辩书，反对多米尼加同修 Ambrosius Catharinus Politus，涉及恩典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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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乔·卡诺较少参与特伦托的争议，而是专注于讲道和圣礼神学问题；然而，另一位出席会议的多明我会修士，未来的托莱多大主教巴托洛梅·卡兰萨（1503-1576）参与了关于称义的讨论，他主张“双重称义”。据报道，卡兰萨正在阅读路德的作品，这是未来麻烦的征兆，他的《基督教教义问答评注》受到了卡诺和索托的批评。最终，卡兰萨因其对自然和恩典的观点而被宗教裁判所定罪，并遭受了长期监禁，尽管索托努力以更平衡的观点为他辩护，卡兰萨也在自己的辩护中引用了这一观点（Tellechea 196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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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和他的弟子们就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权利展开了争论。辩论始于安的列斯群岛的多明我会修士批评征服者对待土著人民的方式。 1511 年 12 月 21 日，将临期第四个星期日，多米尼加修士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在伊斯帕尼奥拉岛 (今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发表了一场布道。他告诉参加布道的西班牙人，由于他们对美洲印第安人犯下的残酷罪行，他们生死都在犯下大罪。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74-1566) 是他的听众之一，他加入了多米尼加修道会，在蒙特西诺斯的劝说下，他成为了征服运动最严厉的批评者 (拉斯卡萨斯，《印度史》)。
布尔戈斯委员会 (1513 年) 宣布查理五世对印度拥有合法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一个论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天生就是奴隶。这种观点并非没有争议；最终，在 1537 年 6 月 2 日，受拉斯卡萨斯的影响，教皇保罗三世颁布了敕令 Sublimis Deus，宣布土著人民是具有灵魂的完全人，并对其财产拥有正当所有权。持续的辩论在拉斯卡萨斯和人文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 (1494-1573) 之间的争论中达到高潮，拉斯卡萨斯捍卫土著居民的自由，而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则认为西班牙对印度的所有权是由于美洲印第安人的罪孽以及他们天生是奴隶。这场争论发生在巴利亚多利德委员会 (1550/51) 中，该委员会由查理五世和双方的其他一些顶尖学者召集而成。
3. 耶稣会士的作用
多明戈·德索托和梅尔乔·卡诺去世后，萨拉曼卡道明会的声誉下降。多明戈·巴涅斯（Domingo Bañez，1528-1604）是卡诺的学生，也是其后继者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对托马斯《神学大全》的注释（1584年）问世，对其教义没有任何异议，引发了一场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神学的争论。巴涅斯也是阿维拉圣女小德兰的听告神父，他遭到耶稣会士路易斯·德·莫利纳的反对，后者指责他过于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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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纳于1535年出生于西班牙昆卡，18岁加入耶稣会，在萨拉曼卡和科英布拉学习，1568年至1583年在葡萄牙埃武拉教授神学，后来在里斯本任教。 1591年，他被送往家乡昆卡的耶稣会学院，并于1600年当选为马德里耶稣会学院的道德神学教授，同年在学院去世。1588年，莫利纳出版了一部名为《自由意志与恩赐、神学、天意、预定与谴责的和谐》（Liberi arbitrii cum gratiae donis, divina praescientia, providentia, praedestinatione et reprobatione concordia）的著作，通常缩写为《和谐》（Concordia）。在书中，他试图将自由意志与恩典、上帝的预知、天意等概念相协调。这部著作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见下文及MacGregor 2015），引发了多米尼加人和耶稣会士之间的激烈辩论，引发了伯拉纠派和加尔文派异端的指控，这两种异端对天主教神学家来说都极其危险。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保罗五世统治时期在罗马召开的一次辅助会（De auxiliis）会议颁布法令（1607年），允许多明我会和耶稣会士对有效恩典持有各自的观点。然而，冲突并未结束，1611年，罗马宗教裁判所禁止出版任何关于该主题的书籍——这是十七世纪教会对神学家最严厉的审查（Knebel 2000: 170）。
总体而言，耶稣会士不像多明我会士那样受托马斯·阿奎那观点的束缚，这意味着莫利纳和苏亚雷斯可以在教义中拥有更大的原创性。因此，一些现代学者强调萨拉曼卡多明我会学派与后来的科英布拉耶稣会学派之间的差异，尽管两者都属于西班牙经院哲学的广泛传统。
苏亚雷斯于1561年在萨拉曼卡学习，随后加入了耶稣会。他是一位教育家，最终定居科英布拉，并在那里撰写了一篇名为《论立法者与上帝的立法》（De legibus ac Deo legislatore，1612）的文章。作为一名辩论家，他介入了詹姆斯一世在火药阴谋（1605年）后强制英国天主教徒宣誓效忠的争论。苏亚雷斯与他的耶稣会同代人罗伯特·贝拉明是特伦托会议后最重要的天主教政治和教会学作家。
随着苏亚雷斯的去世，萨拉曼卡学派及其分支失去了创造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重现过去的渴望。赤足加尔默罗会士编纂了一部浩瀚的过去思想汇编——《道德神学课程》；而该书第三卷于1670年出版，常被视为萨拉曼卡学派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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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学与教会法
。萨拉曼卡学派的创始人们共同的神学主题是抵制他们所认为的路德宗异端（Skinner 1978: 135–173）。例如，他们怀疑，将法律权威与君主的美德联系起来，会“诱使普通民众不服从君主和神父”（维多利亚语，De potestate ecclesiastica，第一问第二条；译者：维多利亚，1991b：55）；他们认为，恩典并非直接由圣礼增加，而是需要接受者的信仰（维多利亚，De potestate ecclesiastica，第一问第二条）的观点是异端邪说。其他争论点包括：是否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被视为神父（同上，第二问第二条第一条）、教皇的角色、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以及路德所否定的自由意志这一核心问题。我们将会看到，在特伦托会议之后，自由意志和恩典的问题也在天主教内部引发了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之间极其激烈且旷日持久的争论。特伦托会议除了拒绝新教神学外，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