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焰（2）

第二章：星火入燎原

1924年的上海，比北平多了几分洋气，也多了几分凶险。弄堂深处的旗袍店里，缝纫机“咔哒咔哒”地响着，老板娘一边踩着踏板，一边留意着门外的动静。后屋的阁楼上，贺峻霖戴着耳机，指尖在电键上飞快地翻飞，摩斯密码“嘀嘀嗒嗒”地跳动，译成的“工农联合”四个字，被严浩翔迅速抄在烟盒背面，折成小小的方块，塞进给码头工人送的窝头里。

“码头那边要罢工了，巡捕房盯得紧，听说加派了不少便衣。”马嘉祺掀开茶馆的门帘走进来，身上的棉袍沾了些雨水，他抖了抖衣襟，棉袍里藏着的左轮枪轮廓若隐若现，“丁程鑫，你带学生去码头附近发传单，注意那些穿黑布衫、眼神躲闪的人，十有八九是便衣。”

丁程鑫把长衫的下摆掖进腰带里，露出里面便于活动的短打，他摸了摸辫梢系着的红绳，那是宋亚轩用染布剩下的颜料染的，在灰暗的光线下像团小小的火苗。“放心，上次教的暗号没忘——摸鼻子是有情况，拍肩膀是集合。”他转身要走，又回头叮嘱，“你们也当心，我听人说，法租界的巡捕比老虎还狠。”

宋亚轩在公共租界的医院药房里，白大褂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他正拿着滴管，往玻璃瓶里滴加液体，瓶里的碘酒和酒精，一半是用来给罢工工人治伤的，另一半被他调成了能迷惑警犬的气味剂。“这玩意儿得配得准点，不然不仅骗不过狗鼻子，还可能伤着自己人。”他喃喃自语，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张真源推着药车穿过医院的走廊，白大褂一尘不染，口袋里装着工人协会的名单，叠得整整齐齐。遇到查房的洋人医生，他立刻用流利的英语打招呼，聊起《本草纲目》里的草药，把“阶级压迫”巧妙地说成“气血不通”，洋人医生听得连连点头，丝毫没察觉这个年轻的中国医生藏着怎样的秘密。

罢工爆发那天，码头上人声鼎沸。刘耀文穿着件打补丁的短褂，混在工人中间，手里的铁棍被他转得虎虎生风。一个肥头大耳的工头举着枪冲过来，嘴里骂骂咧咧：“反了你们这群穷鬼！”刘耀文侧身躲过子弹，铁棍像长了眼睛似的，“啪”地砸在对方的手腕上，枪“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这招是当年在北平监狱里，一个参加过义和团的老狱友教他的“护身术”，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严浩翔驾着辆破旧的卡车，在人群中穿梭，车斗里堆满了标语和传单。他猛打方向盘，卡车“哐当”一声撞开巡捕设置的路障，冲开一道口子。车斗里的贺峻霖抓着车帮，把一桶桶煤油往下推，火折子一扔，火光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天。他在火光中看见丁程鑫带着学生们举着“罢工必胜”的木牌，从浓烟里冲出来，像一群迎着炮火的雏鹰，眼神里满是无畏。

深夜的阁楼里，煤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马嘉祺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出工人区，笔尖划过纸面，留下深深的痕迹：“光靠工人还不够，下一步，要让农民也动起来。农村的天地大得很，那里的人受的苦更深，只要点一把火，就能烧起来。”

宋亚轩把烤红薯分给大家，热气腾腾的红薯在手里来回倒腾，烫得人直咧嘴。他咬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说：“我老家在乡下，有个佃户协会，我上次回去过一趟，听他们说，地主的地租比阎王的催命符还狠，交不上租子，就把人往死里打。”

张真源摸着下巴上新长出来的胡茬，眼神坚定：“我去乡下。小时候我跟着爷爷种过地，知道他们的难处，能跟他们聊到一块儿去。”

刘耀文把铁棍往墙角一靠，火星溅在磨破的布鞋上，他拍了拍胸脯：“算我一个！打地主恶霸，我拿手。再说了，真源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我得跟着护着。”

丁程鑫把染了血的传单小心翼翼地叠成方块，那是白天冲突时被流弹打穿的：“我留在上海，学生运动不能断，这里的消息灵通，能及时跟大家联络。”

严浩翔往怀表上拧了拧发条，“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我去联络商会里的进步分子，他们手里有枪，有粮食，关键时候能帮上大忙。”

贺峻霖拍了拍发报机，耳机里还残留着电流的杂音：“我守着这里，你们的消息，我来传。不管多远，只要发报，我就能收到。”

离别的那天，黄浦江上风平浪静，外国军舰的影子在水面上拉得很长。七个少年站在码头，没有拥抱，只是紧紧握手，掌心的茧子磨得生疼，却传递着彼此的力量。马嘉祺望着远处插着外国旗帜的军舰，突然说：“等革命成功了，咱们在这江上架座桥，上面跑中国人自己的火车，再也不用看洋人的脸色。”

丁程鑫笑了，眼里的红血丝像未干的血迹，却亮得惊人：“到时候，我教孩子们在桥上唱歌，唱咱们自己写的歌，唱这国家的好光景。”

汽笛长鸣，载着张真源和刘耀文的船缓缓驶离码头。他们站在甲板上，朝岸上挥手，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一个黑点。马嘉祺他们在岸上站了很久，江风吹乱了头发，却吹不散眼里的决心。星星之火，已经点燃，总有一天，会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