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
红砖巷的雨总带着铁锈味，丁程鑫把弟弟护在身后时，后背已经挨了一砖头。巷口的几个半大孩子啐着唾沫，骂的话比地上的泥还脏：“看那小白脸样，爹妈怕不是从城里拐来的种！”
他没回头，只是把弟弟抱得更紧。七岁的宋亚轩眼睛亮得像浸了水的黑曜石，此刻却怯生生地往他怀里缩——刚才那些人扯他的头发，说“这黄毛丫头似的，长大也是个祸水”。
马嘉祺举着根木棍冲过来时，额角还淌着血。他是这片贫民窑里最“扎眼”的一个，皮肤白，眉眼清，哪怕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也总被人指着说“不像咱这儿的”。“滚！”他的声音还带着变声期的沙哑，木棍却抡得又狠又准，“再敢动我弟一下试试！”
刘耀文和张真源随后赶到，一个抄起破脸盆，一个捡了块碎瓦片，七岁的严浩翔拽着贺峻霖的手，往那些人脚边扔石子。七个半大孩子挤在一起，像株抱团生长的野草，明明浑身是伤，眼神却比砖墙上的碎玻璃还硬。
回到他们用破木板搭的“家”时，马嘉祺给宋亚轩擦脸上的泥，指尖触到那片被扯红的头皮，动作放得极轻。“以后他们再骂，别理。”他说，声音里藏着自己都没察觉的疲惫。
“可他们说……说我们长得好看是错……”宋亚轩的声音带着哭腔，刚被雨水泡过的睫毛颤巍巍的。
张真源把烤热的红薯塞给他，自己咬着没削皮的那半：“不是错。我妈说，好看是老天爷赏的，跟吃饭睡觉一样，没什么好丢人的。”
贺峻霖突然笑了，露出颗小虎牙：“等我长大了，就去城里当唱戏的，让他们花钱来看我，看他们还敢不敢骂！”
严浩翔跟着点头，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我要赚很多钱，把这破巷子拆了，盖成砖瓦房。”
刘耀文啃着红薯，含混不清地接话：“我要练得特别能打，谁再敢骂我们，我就揍他！”
马嘉祺看着弟弟们，没说话。他知道“好看”在这片地方意味着什么——是母亲被酒鬼调戏时骂的“狐狸精”，是邻居大妈嚼舌根时说的“怕不是要走歪路”，是上学时老师若有若无的打量，是同学故意撞掉他饭盒时的嗤笑。
学校的日子更难。丁程鑫因为跳舞好看被选进文艺队，回来时被几个女生堵在厕所，口红被抹得满脸都是，骂他“娘娘腔”；宋亚轩的歌声清亮，却总有人在他唱歌时起哄，说“唱这么浪，给谁听呢”；马嘉祺的字写得好，黑板报永远是他负责，却被男生嘲讽“跟个女生似的磨磨蹭蹭”。
他们学会了低头走路，学会了把好看的眉眼藏在刘海下，学会了在别人议论时假装没听见。可骨子里的东西藏不住——丁程鑫走路时腰杆总挺得笔直，像株没被压垮的芦苇；宋亚轩看人时眼神干净，哪怕带着怯意也透着真诚；马嘉祺再累，给弟弟们分吃的时，指尖也永远是干净的。
十五岁那年，有人来贫民窑招学戏的孩子。贺峻霖瞒着大家报了名，被选上那天，他跑回家时鞋都跑掉了一只：“我选上了！他们说我有灵气，能成角儿！”
送他走的那天，马嘉祺把攒了半年的废品钱塞给他：“别让人欺负了，实在不行就回来，哥养你。”
贺峻霖抱着他哭，眼泪把他洗得发白的衬衫打湿了一片：“我会回来的，等我成了名角儿，就接你们都去城里！”
一年后，丁程鑫被来采风的舞蹈老师看中，要带他去舞团。临走前，他把自己缝了又缝的旧衣服留给宋亚轩：“穿着暖和，别让人看出你瘦。”
宋亚轩在他走后，把那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枕头底下。他开始跟着路过的卖唱人学吉他，嗓子在没人的时候练得沙哑，却在一次校园比赛里，凭着一首自己写的歌拿了奖，被音乐学院的老师注意到。
刘耀文没去学打拳，他在工地搬砖时被一个教练看中，说他爆发力惊人，拉着他去学了散打。第一次打比赛赢了奖金，他全寄回了家，附言说“别省着，给马哥买件新衬衫”。
张真源的路最稳，他成绩一直不错，靠着助学金考上了医科大学，课余时间去做家教，把攒下的钱一点点存起来，说“以后要在咱这儿开个诊所，看病不花钱”。
严浩翔早早就显露出对数字的敏感，他跟着收废品的老板学算账，后来自己跑市场，倒腾些小商品，十七岁那年就赚够了第一笔钱，给“家”换了新的木板。
马嘉祺是最后一个离开贫民窑的。他考上了重点大学的法律系，临走前站在巷口，看着那片熟悉的破砖烂瓦，突然想起小时候宋亚轩问他“长得好看是不是错”。
他那时没回答，现在却有了答案。
十年后，贺峻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手，演唱会的票秒空，台下举着他名字灯牌的粉丝里，有当年骂过他的人，此刻却哭得满脸是泪。
丁程鑫成了舞团的首席，他跳的现代舞在国际上拿了奖，采访里说起童年，他笑着说：“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成为你的铠甲。”
宋亚轩的歌传遍了大街小巷，他写的歌词里总有“红砖”“泥巴”“星空”，粉丝说他的声音里有干净的力量。
刘耀文成了散打冠军，退役后开了家训练营，免费教贫民窑的孩子打拳，说“不是为了打人，是为了不被人欺负”。
张真源真的回了那片地方，开了家诊所，门口挂着“看病免费，药费随意”的牌子，他穿着白大褂给老人量血压的样子，被记者拍下来登在报纸上，标题是“泥壤里的温柔”。
严浩翔成了企业家，他没拆了那条巷子，而是在旁边盖了新的居民楼，让原来的住户免费搬进去，巷口的墙上，他让人画了幅巨大的壁画，画着七个孩子挤在一起笑的样子。
马嘉祺成了律师，他专门帮弱势群体打官司，有次辩护的对象是个被说“长得不正经”的打工妹，他在法庭上说：“美从来不是原罪，偏见才是。”
他们七个再聚首时，是在贫民窑改造工程的奠基仪式上。严浩翔剪彩，马嘉祺作为法律顾问发言，丁程鑫和宋亚轩、贺峻霖合了首歌，刘耀文带着孩子们表演散打，张真源在临时医疗点给人检查身体。
台下有当年的邻居，看着台上七个挺拔的青年，眼神复杂。有人小声说：“真没想到，当年那几个‘扎眼’的小子，现在这么有出息。”
马嘉祺听见了，他回头看了眼身边的弟弟们，他们都在笑，阳光落在他们脸上，丁程鑫的眉眼依旧锋利，宋亚轩的眼睛还是那么亮，贺峻霖笑起来露出小虎牙，刘耀文的肌肉线条分明，张真源温和，严浩翔沉稳，而他自己，终于不用再低头走路。
奠基的礼炮响起时，宋亚轩突然说：“哥，你看，我们现在站得高了。”
马嘉祺点头，看着远处冉冉升起的朝阳，突然想起十五岁那年，贺峻霖走的时候，他站在巷口，也是这样望着天。
那时候的天很灰，像蒙着层脏玻璃。
而现在，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崭新的土地上，再没有谁会指着他们的脸说“错”。
因为他们用十年的时间证明，好看从来不是错，从泥里爬出来，带着一身光站在高处，也不是错。
那些曾经的议论和嘲讽，早已被他们踩在脚下，成了通往高处的阶梯。而这片养育过他们的泥壤，最终也因为他们的存在，长出了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