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烬

民国二十六年的上海，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湿冷。丁程鑫站在百乐门的后台，指尖捏着张烫金请柬，红绸边角被雨水浸得发沉。请柬上“马府夜宴”四个字，是马嘉祺的笔迹，瘦金体，凌厉得像他腰间的枪。

三天前，马嘉祺最后一次来后台找他。黑色风衣上沾着硝烟味，他把一枚银质袖扣塞进丁程鑫手里，扣面上刻着朵将开未开的玉兰。“明晚过后，去码头等我。”他声音压得低，带着丁程鑫听不懂的疲惫，“走得越远越好，别回头。”

丁程鑫那时正卸着戏妆，油彩糊了满脸，只露出双亮得惊人的眼。“马先生这是要弃我了？”他笑，指尖却把袖扣攥得发烫。他们相识三年，从他在舞台上唱《游园惊梦》，马嘉祺坐在台下第一排，眼神比台上的追光还烫开始，他就该知道，这人是沪上的风云人物，是军政部的新贵，而他是戏子，是见不得光的存在。

可马嘉祺总在散场后带他去吃巷尾的馄饨，在雾气蒸腾里，笨拙地帮他擦去嘴角的汤渍；会在他被地痞骚扰时，不动声色地让手下处理干净，然后装作偶遇，递给他支温热的牛奶；会在深夜的画室里，看他描摹玉兰，说“这花像你，看着软，骨子里有韧劲”。

丁程鑫把那枚袖扣缝在了衬衣袖口，贴着皮肤，像块暖玉。他以为只要等，等马嘉祺处理完那些“要事”，他们总能寻个清净地方，看日出，种玉兰，像寻常人家那样。

夜宴当晚，丁程鑫没去百乐门。他换上了马嘉祺送的月白长衫，袖口的玉兰在灯光下泛着柔光。他想，等今晚过去，就告诉马嘉祺，他不唱了，哪怕去做个伙计，也想和他好好过日子。

马府的宴会觥筹交错，水晶灯映得人眼晕。丁程鑫没找到马嘉祺，却在偏厅的窗下，听见了他和日本人的对话。马嘉祺的声音冷得像冰：“军火在码头三号仓，按约定，放了那些学生。”

“马先生倒是爽快。”日本人的笑声尖利，“只是不知丁先生若是知道，他心心念念的人，竟是为了‘大业’，连同胞都能牺牲……”

丁程鑫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冻住了。他想起前几日报上登的，学生游行被镇压的消息，想起马嘉祺那晚风衣上的硝烟味，想起他说“别回头”时，眼底深藏的痛楚。

他转身想走，却撞上了赶来的马嘉祺。对方看到他，瞳孔骤缩，像被烫到般后退半步。“你怎么来了？”

“我来问你，”丁程鑫的声音发颤，指尖死死攥着袖口，银扣硌得肉生疼，“码头的军火，学生的事……是不是真的？”

马嘉祺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眼里翻涌着丁程鑫看不懂的情绪，有挣扎，有痛苦，最终都沉成一片死寂。“是。”他说。

那一刻，丁程鑫觉得有什么东西碎了，像他常画的玉兰，被狂风骤雨打落在泥里。他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马嘉祺，你说玉兰像我，可你不知道，玉兰最忌污秽，沾了脏东西，是会烂在根里的。”

他转身就走，没回头。马嘉祺的手伸了一半，终究没能抓住他的衣角。那晚的风很大，卷着雨丝，像无数把小刀，刮在人脸上生疼。

三日后，码头火光冲天。日军的军火库被炸，马嘉祺带着学生从密道撤离，却在最后关头，被叛徒出卖，身中数枪。他倒在血泊里，视线模糊间，好像看见丁程鑫穿着月白长衫，站在玉兰树下，对他笑。

他想抬手，却没了力气。怀里那幅丁程鑫画的玉兰，被血浸透，晕开一片暗红，像极了未开先谢的花。

丁程鑫是在百乐门的戏台子上听到消息的。那时他正唱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琴声戛然而止，他僵在台上，看台下的人交头接耳，说马嘉祺死得壮烈，说他是民族英雄。

台下掌声雷动，丁程鑫却觉得浑身发冷。他慢慢摘下头面，露出素净的脸，对着台下深深一揖。

那晚之后，沪上再无唱旦角的丁程鑫。有人说，看见他在马嘉祺的墓前，放了株用雪水养着的玉兰，说他守了三天三夜，直到花彻底枯萎。

后来，有人在废墟里捡到枚银质袖扣，上面的玉兰被磨得发亮，边角沾着暗红的痕迹，像血，又像没干的泪。

那年的上海，玉兰开得格外早，也谢得格外急。就像有些人，相遇时惊鸿一瞥，以为是一生，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