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晚的一生视角（文字版上）
我是何晚，何松朝的母亲，我的故事大概从二十一岁开始。
遇见简单的那年，我二十一岁，她也二十一。
那是个九月的下午，图书馆的旧空调发出苟延残喘的嗡鸣。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物理竞赛题集，心思却飘在窗外那棵开始泛黄的银杏树上。
母亲希望我考清大，我也考上了，下了学会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父亲是外交官，三年前在动荡的海外任务中牺牲，成了家族荣誉册上一枚冷冰冰的勋章。
“同学，这本《海子的诗》是你忘在洗手台的吗？”
我抬头，撞进一双眼睛里。
该怎么形容那双眼呢？
像我们学校后山春天化冻的溪水，清澈得能看见底下每一粒卵石的纹路。
她扎着简单的马尾，碎发贴在汗湿的额角，白色校服衬衫的第二颗纽扣松了，露出里面浅蓝色的背心边沿。
“不是我的。”我说，声音比想象中干涩。
“哦。”她翻了翻书页，扉页空白，“奇怪，谁的呢？”
然后她就在我对面坐下了。自然得仿佛那个位置本就属于她。
她从书包里掏出作业本，封面用蓝色圆珠笔画着一只歪歪扭扭的兔子。阳光穿过百叶窗，在她握着笔的手指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那双手不算精致，指甲剪得很短，右手食指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
“你是大二一班的何晚吧？”她忽然问，眼睛还盯着作业本上数学题，“我见过你升旗仪式上台领奖。”
“你是？”
“简单，大二七班。”
她终于抬头，笑了一下，左脸颊有个很浅的梨涡，“名字简单，人也简单。”
那天我们没再说话。她做她的数学题，我假装看我的物理书。但我的眼角余光一直追随着她：她遇到难题时会咬笔头，解出来后会用很小的声音说“搞定”，她书包侧袋插着一瓶喝了一半的橘子味汽水。
走的时候，她把那本无主的《海子的诗》放回了书架。但在抽出书的瞬间，一张纸条飘落在我脚边。
“明天还这个时间？”
上面写着，字迹和她的人一样，有点潦草，但一笔一划都带着劲。
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开始——如果两个女孩在图书馆并肩写作业能算约会的话。
简单住在城西的老居民区，父亲是公交车司机，母亲在纺织厂做质检。她说这些话时没有任何遮掩或自卑，就像在说“今天中午吃了西红柿炒蛋”一样自然。我家在城东的机关大院，母亲是世家小姐，家里有父亲留下的满墙外文书和勋章。
“你爸爸很了不起。”
简单认真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向她提起父亲的死。
“也许吧。”
我看着自己白色球鞋上一尘不染的鞋带，“但我宁愿他平凡一点，活着。”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只是一下，很快收回去。可那个触感在我皮肤上烧了整整三天。
我们的关系是何时变质的呢？也许从来就是那个质地。
是十一月她把我拉进教学楼无人使用的美术教室，吻我时嘴唇上还沾着橘子汽水的甜涩。
是十二月第一场雪，我们在学校后山踩出两串并排的脚印，她突然说“何晚，我喜欢你”，白色的呵气在我们之间绽开又消散。
是一月考试后，她带我去她家那个小小的、温暖的老房子，她妈妈做了红烧肉，席间一直给我夹菜，说“晚晚太瘦了要多吃饭”。
在她家阳台上，我们并肩看着楼下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
简单忽然说：“我爸妈知道。”
我心脏停跳了一拍。
“知道什么？”
“知道我喜欢女生。”
她转过头看我，眼神清澈坦荡，“初一我就说过了。我妈哭了三天，我爸抽了一整条烟。然后我妈说‘那你以后的路会很难走’，我爸说‘谁欺负你告诉我，爸给你撑腰’。”
她说得那样轻描淡写，我却听得眼眶发热。
“你呢？”她问，“你妈妈知道吗？”
我摇头。
我甚至不敢想象母亲知道后的表情。父亲去世后，我是她全部的精神支柱和人生寄托。她爱我，用尽全力保护我，为我规划一条“稳妥幸福”的人生路，名校、体面工作、门当户对的婚姻。在她的蓝图里，从没有“女儿爱上另一个女孩”这一项。
“没关系。”
简单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有薄汗，但很暖，“我们可以慢慢来。”
我们确实有过一段“慢慢来”的时光。大三的春天，简单在我家楼下等我，母亲从窗台看见，问“那是谁”。
我说“同学”，心跳如擂鼓。简单却仰头笑着挥手：“阿姨好！我是何晚的同学简单！”
母亲邀请她上楼喝茶。那一个小时我如坐针毡，但简单应对得体——聊学校，聊我优异的成绩，聊她喜欢的文学。
她走后，母亲说：“很精神的小姑娘，就是家境普通了些。”
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简单的评价。后来她知道的不止这些。
五月，母亲整理我房间时，在枕头下发现了简单的信。其实那不是情书，只是简单抄给我的一首诗，辛波斯卡的《种种可能》——
“我偏爱电影/我偏爱猫/我偏爱华尔塔河沿岸的橡树/……/我偏爱，就爱情而言，可以天天庆祝的不特定纪念日。”
署名是简单，母亲拿着那张纸，手在抖。
她问我：“何晚，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解释，想说这只是朋友间的分享，想说简单只是我喜欢的一个普通同学。
但看着母亲那双和父亲极为相似的眼睛，那双曾充满智慧与温柔，如今只剩忧虑与疲惫的眼睛。
我忽然说不出一句谎。
“我爱她，妈妈。”
空气凝固了。墙上的挂钟嘀嗒作响，每一声都像锤子敲在心上。
母亲没有尖叫，没有摔东西。她只是慢慢地、慢慢地坐进沙发里，像是浑身的骨头都被抽走了。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时间已经死了。
“你爸爸……”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你爸爸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他说‘我们的晚晚，一定要有一个完整、正常的人生，不要像我们这样聚少离多，不要走太艰难的路’。”
“妈妈，爱她并不艰难……”
“你不懂！”母亲突然提高音量，泪水滚落下来，“你现在觉得有爱就够了对吗？可生活不是只有爱！你要面对多少异样的眼光？多少背后的议论？你的工作、你的社交、你未来的人生规划……何晚，妈妈不是顽固不化，妈妈只是不希望你吃苦！”
那晚我们没再交谈。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给简单发短信：“妈妈知道了。”
简单很快回复：“等我。”
半小时后，她居然出现在我家楼下。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门卫的，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一路跑来的。我在窗口看见她仰着头，月光把她整个人照得发亮，像一株倔强生长在夜色里的白杨。
我下楼，我们在小区花园的长椅上坐到凌晨。
“你妈妈会打你吗？”简单问，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脸颊。
“不会。她从来不打我。”
“那她会逼你转学吗？”
“也不会。”
“那就好。”简单松了口气，把头靠在我肩上，“我们有时间。我会让阿姨看见，我喜欢你这件事，不会毁了你的人生，只会让你更快乐。”
她的笃定像一剂强心针。
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足够坚定，时间会软化一切。母亲那样爱我，她最终会理解，会接受。
然而六月的第一周，母亲开始给我安排相亲。
“只是认识一下，”母亲在早餐时说，避开我的目光，“何叔叔的儿子，刚从剑桥回来，学国际关系的，和你爸爸以前是同事。”
“和你一样姓何，缘分。”
“妈妈，我说过我爱简单。”
“妈妈知道。”母亲放下筷子，眼圈又红了，“可是晚晚，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你可以……你可以保留你的感情，但人生要有正常的轨道。妈妈求你，就见一面，好吗？”
她的“求你”击垮了我。从小到大，母亲从未求过我任何事情。
父亲去世后，她独自支撑这个家，再难也没说过一个“求”字。
我去了那场相亲。
对方叫何松明，巧的是同姓，母亲说这是缘分。
他确实优秀，谈吐得体，笑容温和，点菜时会礼貌地询问我的喜好。整顿饭我如鲠在喉，看着窗外车水马龙，想着简单此刻在做什么。
回家后母亲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
“很好。”我说，“但我不爱他。”
母亲的脸色黯淡下去。她没有逼我，只是轻轻说：“没关系，下次还有别的。”
“下次”接踵而至。整个暑假，我见了四个“合适的对象”。每个回来，我都用同样的答案回复母亲。
我们之间形成一种诡异的僵持：她不再提简单，我也不再激烈反抗，只是用沉默的“不满意”拖延着。
直到八月底，简单的生日。
我提前一周订好了礼物——一条银链，吊坠是她名字的首字母J，嵌着一小粒琥珀，里面封着松针。简单喜欢松树，说它们“冬天也不掉叶子，多倔”。
生日前一天，母亲告诉我，第二天晚上必须去见第五个相亲对象。
“…………和你同龄……”
听不懂，也不想听懂。
“明天是简单的生日。”我打断她，声音在发抖，“我答应陪她过。”
母亲沉默了。
长久的沉默后，她说：“晚晚，这是最后一次。你去见她，但晚上七点，必须在楼外楼餐厅出现。妈妈陪你一起去。”
那是妥协，也是最后通牒。我明白，如果我再拒绝，某种平衡将被彻底打破。
八月二十三日，简单生日当天。
白天我们玩得很开心。我带她去新开的游乐园，坐过山车时她紧紧抓着我的手，尖叫着大笑。我们在摩天轮升到最高点时接吻，窗外是整个城市的黄昏，金红色的光铺满她的睫毛。
“何晚，”她说，额头抵着我的额头，“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对吧？”
“当然。”我说，心里却有一块地方在塌陷。
傍晚六点，我把她送回家。在她家楼下，我把礼物交给她。
“现在不能打开。”我说，“等我走了再打开。”
她笑着点头，眼睛亮晶晶的：“那你快去应付那个相亲吧。早点结束，给我打电话。”
“简单，”我拉住转身要走的她，“如果……如果有一天，我做了让你伤心的事，你能原谅我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你能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顶多就是这次物理竞赛又拿第一，气死我这个学渣。”
我也笑了，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抱了抱她，很用力，像是要把她的轮廓刻进骨头里。
“生日快乐，我的简单。”
离开她家，我没有去楼外楼，而是去了药店。一个荒唐的计划在脑海中成型：如果相亲对象“身体不适”，如果他在餐桌上“突发状况”，那么这场相亲就会泡汤，母亲至少短期内不会再安排。
我买了一种据说能让人“昏睡”的药——店员神秘兮兮地推荐，说很多学生考试前用这个助眠。我付了钱，把药粉倒进矿泉水瓶，摇晃均匀。
七点，楼外楼餐厅。
何松明已经到了——是的，又是他，母亲似乎对这个他有执念。
母亲也在，她穿了一件素雅的旗袍，头发挽得一丝不苟。看见我，她眼里闪过复杂的情绪：愧疚、期待、忧虑。
席间，何松明很健谈。聊他在美国的见闻，聊国际局势，偶尔巧妙地把话题抛给我。我机械地回应，手在桌下紧紧攥着那瓶水。
上甜点时，我终于找到机会。何松明离席去洗手间，我迅速把他的水杯和自己的调换，将我带来的那瓶“加料水”倒进他的杯子。
母亲注意到我的动作：“晚晚？”
“他杯子里有只小飞虫。”我说谎，心脏狂跳，“我给他换一杯。”
何松明回来，毫无戒心地喝下了那杯水。
接下来就是等待。十分钟，二十分钟。何松明开始揉太阳穴。
“抱歉，我可能有点累了……”他话没说完，身体晃了晃。
母亲惊慌地站起来：“松明？你怎么了？”
“我送他去楼上房间休息。”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楼外楼是酒店附属餐厅，楼上有客房。
我和服务生一起搀扶着意识模糊的何松明上了楼。开房，把他安置在床上，我对服务生说：“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我去叫我妈妈。”
服务生点头离开。我站在房间门口，长舒一口气——计划成功了。
虽然卑鄙，但至少今晚不用再面对这场闹剧。
可就在这时，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
我喝错了？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发热，心跳快得不正常。我扶着墙，忽然想起那个店员暧昧的笑容，想起他说“这个药效很强的”。
——他卖给我的根本不是安眠药。
“晚晚？”母亲的声音从走廊传来。
我想回应，却发不出声音。双腿发软，我跌跌撞撞退回房间，反手锁上门。
却发现屋里面竟然还有人，我忘了这里还有何松明。
我恨。
身体里像有火在烧，理智在迅速蒸发。床上，何松明发出含糊的呻吟，他的状态显然也不对。
后来的记忆是破碎的、滚烫的、带着耻辱感的片段。
我记得何松明灼热的呼吸，记得自己不受控制的身体反应，记得指甲抓破床单的声音，记得母亲找来酒店经理强行开门后那声绝望的尖叫。
但最清晰的，是第二天早上，我在酒店房间醒来，看见简单站在门口。
她手里还拿着我送她的礼物盒子，银链和琥珀吊坠滑出来，在晨光中晃荡。她的脸白得像纸，眼睛睁得很大，里面有什么东西碎掉了。
“简单……”我裹着被子坐起来，浑身都在抖，“你听我解释……”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又看看床上衣衫不整、还在昏睡的何松明，再看看瘫坐在沙发上、满脸泪痕的母亲。
然后她转身走了。
我追出去，赤着脚跑过酒店走廊。
在电梯口我抓住她的手腕：“简单！我是被设计的！那药本来是给他下的，我不知道……”
她甩开我的手。那个动作很轻，却像刀一样割在我身上。
“何晚。”她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我们结束了。”
“不！你不能……”
她打断我，眼睛看着电梯下降的数字，“你知道的。”
电梯门开了。她走进去，转身面对我。在门合上的最后一秒，我看见她眼里有液体晃动，但她死死忍着，没让它掉下来。
“祝你幸福。”她说。
门彻底合拢，金属表面映出我狼狈的倒影：头发凌乱，脖子上有红色的痕迹，身上裹着酒店的白色浴袍。
我滑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完整的、属于我的简单。
电话消息所有软件都被拉黑，学校都见不到她。
去家里找她，也被门紧闭。
后来我知道，那天早上她是来给我送生日回礼的，她用暑假打工的钱买了一对我提过想要但没买的耳钉。她想给我一个惊喜。
我给了她一个更大的“惊喜”。
九月初，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验孕棒上的两条红线，像对我的死刑判决。母亲拿着报告单，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纸。
医生说不能打掉，因为那包药效，打掉，对身体会有一定的伤害危机。
“是……是那个晚上的？”她声音嘶哑。
我点头。那个混乱、耻辱、改变一切的晚上。
母亲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她说：“那就结婚吧。”
没有问我想不想，没有问我要不要。那个曾对我说“妈妈只要你快乐”的女人，此刻脸上是一种认命的疲惫：“不能打掉，你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何松明家世好，人也不错，他会对你负责的。”
“负责？”我笑了，笑声干涩，“妈妈，你忘了我是怎么怀孕的吗？因为你的安排，因为那场该死的相亲！”
“那你想怎样？！”母亲突然爆发，泪水奔涌而出，“打掉孩子？然后呢？何晚，你已经毁了！为什么要去买药？你和简单不可能了，你的人生还要继续！婚姻至少能给你和孩子一个保护壳！”
保护壳。
多讽刺。我最终戴上了那个壳。
婚礼举行了，仓促而盛大。何松明——现在是我的未婚夫——全程配合。
他确实是个“好人”，甚至称得上君子。
那天早上他醒来后，第一时间向我道歉，尽管他同样是受害者。
“如果你不想，我们可以不结婚。”他说，“但如果你愿意，我会尽我所能照顾你和孩子。”
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忽然觉得很荒谬。这个人，我几乎不认识，却因为一场荒诞的意外，要成为我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婚礼上，我穿着定制婚纱，像个精致的玩偶。母亲在台下抹眼泪，不知是喜是悲。交换戒指时，何松明低声说：“对不起。”
我摇头：“我们都身不由己。”
洞房花烛夜，我们分房而睡。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回到当时十一月，我听说简单退学了。
她父母给她办了转学手续，搬去了另一个城市。没有告别，没有消息，像一滴水蒸发在阳光下。
十二月，孕吐最严重的时期。我瘦了十斤，每天抱着马桶吐到虚脱。何松明请了保姆照顾我，自己尽量早回家，虽然我们之间几乎无话可说。
次年五月，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皱巴巴的一团，哭声却很嘹亮。护士把他放在我怀里时，我盯着那张陌生的小脸，感受不到任何为人母的喜悦，只有无边无际的空洞。
母亲喜极而泣：“像你，晚晚，鼻子嘴巴都像你。”
何松明小心翼翼地问：“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我看着窗外，天刚蒙蒙亮，松树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叫何松朝吧。”我说，“松树的松，朝阳的朝。”
她爱松，太倔。
产后第三个月，抑郁症像潮水般淹没了我。
它不总是哭泣或崩溃，更多时候是一种钝痛，像有人用钝器一下下敲打我的灵魂。
我看着松朝，这个因为一场错误来到世间的孩子，无法产生母爱。
我听着他哭，心里想的却是：如果没有你，也许一切还有转机。
母亲每天都来，抱着松朝哼歌，眼里是掩不住的喜悦。
她似乎真的相信，有了孩子，有了婚姻，我就会“走上正轨”，会“慢慢好起来”。
何松明尽他所能地体贴：半夜起床冲奶粉，周末包揽所有家务，甚至去看了育儿书。他对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眼神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讨好。
可他们越是这样，我越是恨。
恨那个店员推荐的药，恨自己拿错了杯子，恨自己进错了房间。
恨母亲，如果她没有逼我相亲，一切都不会发生。
恨何松明，如果他那晚没有出现，如果他没有喝下那杯水。
恨简单，为什么她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为什么她能那么干脆地转身离开。
最恨的是我自己。恨我的愚蠢，恨我的懦弱，恨我亲手毁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
松朝六个月时，我从大学同学那里得知了简单的消息：她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男人，很快有了孩子。
……太快了，就像那次电梯我追不上她，她却走的越来越快。
“听说她老公对她很好，”同学在电话里说，语气带着怜悯，“晚晚，你也该向前看了。”
我怎么往前看？我不知道，也不想明白。
我挂了电话，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坐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何松明发现我时，我正用水果刀在手腕上划下第三道伤口。
不深，但足够鲜血淋漓。
他没有尖叫，没有惊慌。只是默默拿来医药箱，蹲在我面前，用棉签蘸着碘伏，一点一点地清理伤口。他的动作很轻，轻得像在对待易碎的瓷器。
“晚晚，”他低着头说，“如果你想离婚，我同意。孩子你想要就带走，不想要就留给我。但请你……请你至少活着。”
